看一下自由派。胡适到郭沫若，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自由派，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的卓越的贡献，中国新诗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以白话来取代文言。

胡适曾经写过一本最初的白话诗集叫《尝试集》。《尝试集》里面很多作品只能称得上是“尝试之作”。比如说有一首诗：“两只黄蝴蝶，一起（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不愿（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当时在看这首诗的时候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因为像胡适他的旧学功底是不错的，我们觉得他的语言运用也不成任何问题，为什么会写出我们觉得蛮稚嫩的一首诗？这首诗我们觉得，至少我们现代人看起来，没有任何的诗味。为什么呢？这就产生了一个——就是处在胡适那一代的人，一个语言转换的阵痛——从文言到白话。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是站在一个现代汉语成为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思维习惯的基础上，但当时那一代人是不一样的。

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人习惯了踩高跷，你觉得高跷很不自由，你把高跷给他拿掉，他走在平地上，反而走不出在高跷上的那种兴致和风采了，他显得笨拙。比如说，如果我们突然用英语去写诗，我们可能写得还不如“两只黄蝴蝶……”，可能写得比胡适还要幼稚，更加儿歌化。这就是自由派的一个卓著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用白话来取代文言。

胡适还仅仅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在“两只黄蝴蝶……”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于传统诗情的一种怀念，在“黄蝴蝶”（应为：“两只黄蝴蝶……”这首诗中）表现了一种非常孤单的情绪。这都使我们想到以往的某种诗绪。比如说“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都是写的是寂寞的诗情。在胡适这里用一个 “两只黄蝴蝶”，我们觉得还有些关联。到了郭沫若的时候，在白话取代文言之后，造成一种我们觉得狂飙突进的、一种自由的言说方式，这就是自由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