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后,谢冕先生对新诗潮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后来我回到诗歌运动上面来,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一直向后看,回望,所以后来一本书我叫《回望百年》,我就一直在回看,为什么回看?你们可以批评说我老了,我变得保守了,我变得不想前进了,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人生经历。所以我在调整我自己的看法,对诗歌的看法,大概是这样。80年代后期,诗刊社建立下半月刊,建立下半月刊的时候征求大家的意见,在绍兴开会,会上我讲,我开始反思,因为大家知道,新诗潮出现以后,不断地创新,就是创新的狗不断追着我们。1986年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由徐敬亚发起的《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组织的一个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时候出现了几十个流派,包括莽汉什么的,自行车都在里头,有的流派就是一个人,有的流派也没有诗,只有宣言。大版它出了三期,也有诗不断地推出。主义很多,旗帜飘扬,但是创作的,看有的时候是差不多,有的人偶尔有些区别,但是就是理论在前面,创作在后面。大家很高兴,也很兴奋,这就是80年代一种非常时髦的一个现象了,就是大家都创新。在绍兴的会上,我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就说好诗是不论主义的,主义很好,但你不一定有好的创作成果,好诗什么主义都可以。你们可以看出来我的调整,我并不是直接站在新诗潮,你创新就好,创新就好,不是这样的。到了90年代,武夷山王光明老师开的会也是现代诗的,那时候中国台湾的和国外的好多人都参加,我在会上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招了很多批评,包括洪老师也批评我,就是说我说“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洪老师批评说“不是诗离你远去,而是谢老师离诗远去”。
到了21世纪,我在几次会上讲,慎言繁荣。大家都说诗歌界是很热闹,诗歌的活动非常多,大家都说很繁荣。“繁荣”两个字就在嘴头上的,但是我不愿意说,我说我觉得是个繁荣景象。你看我自己身历其境,我每天忙得不得了,这个研讨会,这个发布会,这个诗歌朗诵,这个诗歌节,大的小的诗歌节,这么多评奖,还有这么多的刊物,“繁荣”这两个(字)就在我的喉咙口了,我说不出来,我说慎言,我没有反对,但是我觉得不是繁荣,这怎么是繁荣呢?要是繁荣的话,为什么海子以后没有让我们大家传诵的(诗歌),为什么没有呢?
我们现在读的海子,海子的诗那么好,以后的新人怎么这么久了,我们真没有那些名篇让人们口口相传,我们像北大3月25(日),每天朗诵《春暖花开》,多好,我说不出来,我老是期待着好的诗,好的诗人,没有。所以你看看,慎言繁荣这一年以后,到了最近,大概是一两年前,就在北大开个会,我说奇迹没有出现,洪老师不反对,孙老师也不反对,孙玉石老师也不反对,终于大家认同了,就说我期待着奇迹,诗歌的奇迹是你期待着的吗?奇迹是你说的,你要奇迹,奇迹出现了吗?不是的,也有这么质疑,但大体上也承认奇迹没有发生。但是对我质疑的是说,你为什么你老是这个,你究竟,你谢老师当年支持朦胧诗,支持新诗潮,你究竟现在要诗歌怎么样?你要我们怎么做?你呼唤的究竟是什么?你说,我也说不清楚,我就不满意,所以大家看看,我不断调整出来,我充当一个很保守的角色。
从《何妨回首一望》,从好诗是不论主义的,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慎言繁荣,奇迹没有发生,你看看我充当一个什么角色,但是我在调整我的思路,今天呢?我现在已经离开我的讲稿,算了,就这么讲了,讲了到时候跟大家交流。今天,姜涛老师要我来讲,我说的这些都是老话,老的话人家知道,很早就说谢老师该下课了,这个大概是80年代后期,就是谢老师要下课,那时候我不下课,因为什么?它正是1986到1987、1988这几年,大家都在热头上,我有一些文学质疑的态度,我就是没有跟着新潮,跟着创新狗一路跑,我没有,大概是这样的。我没有下课,但是我在调整,究竟我等待的是什么?期待是什么?我为什么从朦胧诗和新诗潮的积极的参与者,到现在采取一种比较谨慎的,我自己觉得是比较理性的态度,而我原来是非常满意的,到现在渐渐地有一些不满,这样的现象我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对我进行剖析一下,我要讲的一点就是我在调整我自己,而这个调整不是没有道理,我也是用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在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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