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晚上好，我的身上接着的都是新式的耳机，这个声音也很好。今天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能够和大家谈谈心，姜涛老师很宽容，他说：“你随便讲什么都好。”我说，我就想想我讲什么，上一周才弄了一个题目，这题目也不叫题目，就是老话，老人就说老的一些话，很陈旧的话。陈旧的话也是经过自己的人生经验的事件得来的，还是跟大家一起交流。

我是这样，我今天想了几个问题，但是不一定都讲，我首先讲的一个问题是，我和新诗潮的关系。

大概是三十多年前，朦胧诗运动，我是亲自经历的，北大有一些老师和同学也是经历过的。那时候我们不喜欢“朦胧诗”这个命名，但为什么不喜欢，这个话就多了，就不讲了。我们在北大，首先用到“新诗潮”，所以我刚才讲的我和新诗潮的关系还是引用的（这个）文字，北大有个同学叫老木，老木编的一个叫《新诗潮诗集》，就用这个名字，我写了一个序言叫《新诗潮的检阅》，也是用的“新诗潮”。但是辽宁大学那边，阎月君她们四个女同学编了一本《朦胧诗选》，也是我写的序，她就用了《朦胧诗选》。《朦胧诗选》印了好多遍，大概是无数次地印。新诗潮，这里有个“新潮”，两个字，新潮，说是诗歌的新潮，我觉得也对，但是不全对，因为我觉得它不是，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真正的新的潮流，只不过它重新把现代主义的幽灵请回来了、换回来了。现代主义的幽灵，是新诗潮的写作的这些年轻诗人们基本上用的手法，那么它进来以后，它就冲击了统领全局的伪浪漫主义和庸俗的现实主义。新诗潮荡涤了至少从“大跃进”到“文革”相当长的时间，在诗歌创作上面和理论上面的，我觉得是污泥浊水，荡涤（伪浪漫主义和庸俗的现实主义），再加上思想观念上的现代迷信和文化专制主义。一个在艺术方面是对着伪浪漫主义、庸俗的现实主义的冲击，在思想观念上面是对现代迷信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冲击。

冲锋陷阵的是当时的一批知青，下过乡，插过队，有的还当过红卫兵的，这些年轻诗人们，当时的一些主要人物，像北岛、多多、根子、芒克、林莽、顾城、杨炼、江河，这些主要的人物都生活在北京。他们和全国各地的这些年轻的诗人一起在诗歌界掀起一个滔天大浪，也是文化界，不仅是诗歌界，也不仅是文学艺术界，而在文化界掀起（这）个滔天大浪，所以说新诗潮的弄潮儿基本上就是这么一批人。但是我要说的这个“新”不完全是新潮，我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只是当年的诗歌队伍当中一部分，跟他们同时出现的大批的、一批又一批的在历次的政治运动当中受到迫害的、被判过刑的这些人，现在重新回来的，我把这些诗人，区别于年轻诗人的这些诗人，我把他叫作归来者，要是一个群落的话，（就是）归来的诗群，在中国诗歌界他们一样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带来的我们五四以来，中国诗歌传统上面（非常宝贵）的传统。朦胧诗人或者新诗潮的诗人，加上这些归来者，就成为了中国诗歌界的挑战者，也是中国文化界的挑战者。北岛说过，“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其实不止一千名挑战者，而是成千上万的挑战者，浩浩荡荡的队伍，他们之中有呼应现代主义的，也有相当多的诗人是采取了传统的创作方法的，这些人加起来就形成了我们讲的新诗潮。

有人认为新诗潮是倡导现代主义的，对，也不全对，不完全是。有的人把新诗潮、朦胧诗妖魔化，叫作古怪诗，古怪诗，这名字你们已经知道了吧？不知道。古怪诗，那时候的争论者，他说古怪诗，包括我就叫作古怪诗论，那些诗人就叫古怪诗人，古怪想写的是古怪诗。他们把这些妖魔化，作出古怪诗，其实呢，说古怪这些人除了他们看不懂的古怪以外，也还有很多他们看得懂的、不古怪的诗。但是他们一概地说看不懂，说是古怪的，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不同意新诗潮向着我们传统的写作，统治中国几十年的写作的一种秩序挑战，不同意这种挑战。他们迷恋旧事物，迷恋旧秩序，非常多的人反对新诗潮，也反对崛起论。崛起论知道吧？这个词，就是崛起，“三个崛起”，我是第一个崛起，“三个崛起”就统称叫作崛起论，崛起论和朦胧诗和新诗潮是在一起、捆在一起打的，（他们）也反对崛起论。他们反对这些，首先是因为艺术观念和艺术道路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价值取向的不同，观念的不同。前面讲过，新诗潮，是对现代迷信，是对文化专制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他们维护（现代迷信和文化专制主义），这就是分歧。艺术上的分歧尚在其次，思想上的分歧是首先的。艾青先生那时候有误解。艾青在文章里头说，“崛起论者是为了自己崛起才提出崛起论的”。这句话当然伤害非常大的。但是我觉得受尊敬的艾青先生，我们还是对他保留一种，一种尊敬，有距离的这样一个态度，看看艾青当时为什么这么说，“崛起论者是为了自己崛起才提出崛起论的”，这句话很不好。其实艾青现在是错了，他没有看清楚，因为当时的青年人有过激的言论，特别是贵州大学，贵州一批年轻的诗人在他（们）的刊物当中，那时候还是油印的，说要把艾青先生送进火葬场，这句话当然也（是）很不好的话，不尊敬，是吧？大概话是这样的，老人你就别在我们中间挤来挤去了。这话当然也很伤害（人）的，就是那时候年轻人的过激言论。因为这些过激言论，他迁怒于比这些年轻人岁数大一点，如同我和孙绍振老师这样的一些人，认为我们在支持，我们在煽动他们，其实没有关系。因此他也迁怒于崛起论者。当然，这些事情很快地我们就做到化解了，我和孙绍振先生在《九叶集》的那些诗人的陪同下，就是唐祈先生、唐湜先生、陈敬容先生，这里你看这些人，还有曹辛之先生，这些好多，袁可嘉先生，（在）他们的陪同之下，我们和艾青先生见了面，见面的情形是非常好的，结果后来我跟孙绍振老师说，我们和艾青和解了。但曾经有个误解，当然也不光是艾青先生，当时一批诗歌界的元老们，包括臧克家先生，包括绿原先生，都对朦胧诗，都对崛起论有微辞，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今天回顾也在看，新诗潮的出现，首先它不是个思想运动，首先是个艺术运动，艺术上的一种，它（的）指向是什么呢？指向那些由行政指令的，说诗歌应该这样写，应该那样写，应该写什么，这样大一统的诗歌，发起攻击，提出质疑。诗歌的大一统就是这么写诗，这么多人在写诗，这么大的国家、社会，诗人要写一样的诗，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对艺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戕害，这么一个状态。新诗潮对它发起攻击，提出质疑，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诗歌行动，就是我要写一种另外的诗给你们看看。这种大一统造成了巨大的文学的、诗歌的灾难。你们读当代文学，读当代诗歌，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以来的那些诗歌，大概会有印象。所以我认为新诗潮的目标是拨乱反正，是要取消，需要对着诗歌的乱局进行一种很勇敢的攻击。就是说，要让诗歌从不正常的生态环境当中解放出来，恢复它的正常的状态。它不但是诗歌的现代主义运动，它是艺术的，也是思想的，就是要扫除长期密布在中国天空的诗歌的、文学的、艺术的乱象，进行清理，呼唤和重新创造新的文学艺术诗歌，新的诗歌的秩序。这个秩序现在看起来已经实现了，那就是诗歌回到个人，承认诗歌是一个自由的写作，而且承认诗歌的状态、秩序是多元的。多元的、自由的、个人的，这就是我们争取的目标，现在看起来我们已经实现了。

我刚才讲的，我是经历过这一切的，也可以说我不愿意说，我是个老人，我不愿意说那些老话，但一些老话还是要说，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和新诗潮之间（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出来，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来，我还有我们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当时是站在新诗潮的阵线上的，我们是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文章、言行来支持新的艺术的崛起。我要跟大家交流的是三十多年来，我在逐渐地转化我自己的角色，我的思想在变化，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我这种变化，开始我是无保留地站在新诗潮的战线上的。我是新（诗）潮的一员，我参加了整个的中国拨乱反正的队伍当中，对诗歌的、文学的、艺术的新的探索，新的尝试，新的潮流，无保留地支持。我也是追新族，也是追新的一员，不是现在，不是“明星”的“星”，而是“新鲜”的“新”，我南方人讲话讲不准确，追新族，无保留的是一个追新族。对星星画展也好，对朦胧诗写作也好，对一切的包括文学批评方面，新的尝试也好，我都是支持，而且那时候也是如饥似渴地阅读。黄子平老师大概给你们讲过课，他那时候有一句名言，他说：“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是名言，就是大家都被创新的狗，我也是被创新的狗追着，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样的。那个时候，追新也好，创新也好，很不容易，因为这个社会说起来，30年前还没有你们的，但是这个是社会的真实的状况，大家充满了获得解放那种喜悦，那种欢腾。新的东西、新的理论、新的创作、新的诗歌、新的小说、新的电影都……我们也是如饥似渴吸收着这一切。但是另外一些人不一样，他们什么都看不惯，他们什么都要挑剔。在他们心目当中，他们蒙受那么多苦难，和我们一起蒙受苦难，但是他最内疚的那一切好像并没有反思，这些例子都很旧了，我因为今天说的老话，旧的，很旧了，首都机场有个袁运生先生的《泼水节》大概你们听说了，《泼水节》实际上把那些少女在澜沧江里头洗浴画成一道美丽的风景，《泼水节》在首都机场，它是瓷砖油画，瓷砖烧的，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我去过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的少女在洗澡的时候你要是躲避她，她觉得是受侮辱，很不高兴的。因为我们边防军战士一看到这个，战士他们有纪律，看到这些少女们在洗澡的时候都要避开，她们认为对我不尊重，我去过西双版纳，知道的，非常开放，非常美丽的江，美丽的少女，美丽的女性，非常美的，但是这些人看不惯美，一定要让少女把这衣服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