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不得以，就拿出什么民族政策等等，来做借口，最后还是用白布把它遮起来。那时候不仅是看不惯这个，声音也听不惯，邓丽君的声音简直（是）亡国之音，邓丽君那是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传过来，大家也是非常着迷，我也是对邓丽君歌声的着迷者。但是有的人就听不惯，说是靡靡之音。你看不惯邓丽君，听不惯邓丽君还可以，连李谷一都听不惯，这个也是轩然大波，李谷一的《乡恋》，大家知道，现在《乡恋》非常美丽，唱的时候，《乡恋》唱的时候用那种气声，她就尝试着用气声来唱，那是非常新颖的一个东西。总之，这样的新的尝试都看不惯、都听不惯，都要反对，何况朦胧诗呢！何况古怪诗呢！所以看不惯北岛，看不惯顾城，看不惯舒婷，是非常自然的，我们经历了多少，我们就这样挣扎着过来的，这就是你们还没出生之前80年代的事情，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充满了追新、创新的年代，但是我们经历了非常大的痛苦。可以说这样的诗歌运动、艺术运动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可以说我们的追新的行动是一时之盛，应该说是一种，一个时代的一种非常靓丽的一道风景。我刚才说的，我要讲的是，当人们阻拦前进的时候，我选择了前进，我站在了试验的、探索的、创新的潮流上面。

但是这几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头，我在转变，我现在很难说，你们可以批评我，是后退了？还是成熟了？这个你们可以（批评），但是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也跟你们介绍，我在逐渐地在转变。就当人们始终如一地，而且愈演愈烈地前进的时候，我选择了带引号的“后退”。

怎么讲呢？我这个体会是这样的，我喜欢挑战，挑战人生，挑战自己的承受能力，挑战衰老。我喜欢爬山，爬山需要付出极大的毅力，但是我要坚持下去，当我克服了困难，到了我自己所选择的顶点的时候，我有成就感，所以我的人生的理念当中我是前进的。但是我跟大家讲，有一次对我教育极大，大概也是20年前，贵州，这里有贵州来的同学没有？没有。贵州有座山叫梵净山。梵净山，它有8000多阶，8000多步，它叫步，一个台阶是一个步。要是这个台阶走出去有20米，也就算一步，8800多级的台阶，非常高的山。我登梵净山那天是大雨，第一天到了叫回春坪（的地方），天已经黑了，就在一个非常简陋的旅馆住下来，不叫旅馆的，就是住下来，浑身湿透，也没有毛巾，也没有肥皂。旅馆屋檐下“哗啦哗啦”，水瀑布一样下来，（我）就把脏衣服都脱了，当作毛巾来擦，擦完以后就钻在也不干净的被窝里头，衣服就挂在床头，第二天继续走。你看8000多级的台阶多高，走了两天，我走错路了。陪我的，一个是湖南衡南县的电视台的台长，五十多岁，还有更加年轻，三十多岁的，这么两个人陪我，我那时候已经七十多了，走错路了，再回过头来，这个叫什么？也是高峰，然后这个金顶是在这边，冒着雨走回来，就到了金顶的下面。风雨交加，从上面下来一个当地的女的，（背着）背篓，贵州人背篓飘起来，跟旗帜一样飘起来的，我看着害怕。这个是这样旋上去的，直的上去的，金顶就在上面，就在这底下。五十多岁的先生说，谢老师，不能走了，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说，谢老师，不能走了。前面那个路我是怎么上去，前面走错的路是这样爬上去的，倒退地上去的，一步一步地，屁股坐在地下，这一步挪上去它就看不到，就看风吹过来，就这样，这个金顶是这样。七十多岁的谢老师也说，我们不能再登了，就花了两天的时间，就在底下了，没有登，后来我自己觉得我挺有收获的，不能永远前进，人生有的时候需要后退。

所以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何妨回首一望》，这（是）对诗歌讲的，让我们回头看看。后来黄怒波先生，骆英（笔名），他登珠穆朗玛峰差一百多米，没有登上顶峰。他下来以后我祝贺他，我说能够知难而退，就是智慧的人生，就（是）成熟的人生，我是（就）自己的体会来说的，我很难说我是智慧（的），但是登不上去那个时候，（继续登）可能会造成极大的危险，前进（的）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后来我回到诗歌运动上面来，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一直向后看，回望，所以后来一本书我叫《回望百年》，我就一直在回看，为什么回看？你们可以批评说我老了，我变得保守了，我变得不想前进了，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人生经历。所以我在调整我自己的看法，对诗歌的看法，大概是这样。80年代后期，诗刊社建立下半月刊，建立下半月刊的时候征求大家的意见，在绍兴开会，会上我讲，我开始反思，因为大家知道，新诗潮出现以后，不断地创新，就是创新的狗不断追着我们。1986年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由徐敬亚发起的《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组织的一个1986现代诗流派大展（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时候出现了几十个流派，包括莽汉什么的，自行车都在里头，有的流派就是一个人，有的流派也没有诗，只有宣言。大版它出了三期，也有诗不断地推出。主义很多，旗帜飘扬，但是创作的，看有的时候是差不多，有的人偶尔有些区别，但是就是理论在前面，创作在后面。大家很高兴，也很兴奋，这就是80年代一种非常时髦的一个现象了，就是大家都创新。在绍兴的会上，我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就说好诗是不论主义的，主义很好，但你不一定有好的创作成果，好诗什么主义都可以。你们可以看出来我的调整，我并不是直接站在新诗潮，你创新就好，创新就好，不是这样的。到了90年代，武夷山王光明老师开的会也是现代诗的，那时候中国台湾的和国外的好多人都参加，我在会上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招了很多批评，包括洪老师也批评我，就是说我说“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洪老师批评说“不是诗离你远去，而是谢老师离诗远去”。

到了21世纪，我在几次会上讲，慎言繁荣。大家都说诗歌界是很热闹，诗歌的活动非常多，大家都说很繁荣。“繁荣”两个字就在嘴头上的，但是我不愿意说，我说我觉得是个繁荣景象。你看我自己身历其境，我每天忙得不得了，这个研讨会，这个发布会，这个诗歌朗诵，这个诗歌节，大的小的诗歌节，这么多评奖，还有这么多的刊物，“繁荣”这两个（字）就在我的喉咙口了，我说不出来，我说慎言，我没有反对，但是我觉得不是繁荣，这怎么是繁荣呢？要是繁荣的话，为什么海子以后没有让我们大家传诵的（诗歌），为什么没有呢？

我们现在读的海子，海子的诗那么好，以后的新人怎么这么久了，我们真没有那些名篇让人们口口相传，我们像北大3月25（日），每天朗诵《春暖花开》，多好，我说不出来，我老是期待着好的诗，好的诗人，没有。所以你看看，慎言繁荣这一年以后，到了最近，大概是一两年前，就在北大开个会，我说奇迹没有出现，洪老师不反对，孙老师也不反对，孙玉石老师也不反对，终于大家认同了，就说我期待着奇迹，诗歌的奇迹是你期待着的吗？奇迹是你说的，你要奇迹，奇迹出现了吗？不是的，也有这么质疑，但大体上也承认奇迹没有发生。但是对我质疑的是说，你为什么你老是这个，你究竟，你谢老师当年支持朦胧诗，支持新诗潮，你究竟现在要诗歌怎么样？你要我们怎么做？你呼唤的究竟是什么？你说，我也说不清楚，我就不满意，所以大家看看，我不断调整出来，我充当一个很保守的角色。

从《何妨回首一望》，从好诗是不论主义的，有些诗正离我们远去，慎言繁荣，奇迹没有发生，你看看我充当一个什么角色，但是我在调整我的思路，今天呢？我现在已经离开我的讲稿，算了，就这么讲了，讲了到时候跟大家交流。今天，姜涛老师要我来讲，我说的这些都是老话，老的话人家知道，很早就说谢老师该下课了，这个大概是80年代后期，就是谢老师要下课，那时候我不下课，因为什么？它正是1986到1987、1988这几年，大家都在热头上，我有一些文学质疑的态度，我就是没有跟着新潮，跟着创新狗一路跑，我没有，大概是这样的。我没有下课，但是我在调整，究竟我等待的是什么？期待是什么？我为什么从朦胧诗和新诗潮的积极的参与者，到现在采取一种比较谨慎的，我自己觉得是比较理性的态度，而我原来是非常满意的，到现在渐渐地有一些不满，这样的现象我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对我进行剖析一下，我要讲的一点就是我在调整我自己，而这个调整不是没有道理，我也是用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在调整的。那么究竟我的背后是什么？

我现在慢慢要给大家讲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些话我就一会儿再说，也就是说我对现状不满意，对诗歌创作现状不满意，但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有这样的一些质疑的态度呢，我现在想讲的，今天可能讲不完一些问题，先讲一个问题，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用这学术性的话来说的，我对诗歌文体的一个反思，我要寻找我的根源，我这种角色的变化，我的根源是什么？我基于对诗歌文体的一种认知，我对近几年来中国新诗的总体走向，我有看法，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现在，我们大家做的正在越来越背离诗歌文体的实质的东西，大家正在忘记了我们是在写诗，不是在写别的。为什么我这么想？我把后面的话题提上来，就是我对口语写作有些怀疑，我现在要追寻一下这个问题。

诗歌，诗和歌是联系在一起的，跟歌联系在一起的是音乐、舞蹈，这是文学艺术，它最先兴起（于）舞蹈，以后发出歌唱，有声音，动作，协调的声音，然后有歌，然后有诗，是这样来的，所以诗歌的文体是讲究音响的，是讲究节奏的。

前天在这儿开的一个颁奖会，第三届中坤国际诗歌奖的颁奖会，牛汉先生是中坤诗歌得奖的一个，在会上你在吧，同学们有没有在的？在吧？牛汉先生事先写好了一个颁奖词，当时他拒绝念这个颁奖词，他即兴地讲的话，我的耳朵不好，我没听清，后来这个《新京报》把牛汉先生的话登出来的，有一句话我非常注意，牛汉先生说，“现在的诗没有节奏，只有题目”，“没有节奏只有题目”是什么意思，我也来不及问他，什么叫“只有题目”我也不懂，我不太知道，但“没有节奏”是很清楚的。那么牛汉先生大家知道，他是写自由体诗的，他突然间冒出一个“没有节奏”，说明思考很久了，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一个用词。节奏，就是我们读诗，一般不说读诗，我们说吟诗、诵诗，吟也好，诵也好，是和歌唱有关系的，是一唱三叹，摇头晃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