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想在方法上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自己也是有体会。我写这两篇文章的过程中，可以说几乎没有利用传世文献，所有我的这些研究都是在简的内部寻找它的联系。没有一个注释是关于传世文献，也没有引任何的传世文献，全部是在简牍的内部寻找和建立联系。这就会涉及下面我提到的一个问题：王国维先生、陈英俊先生都讲过的，从宋代以来，我们就开始慢慢建立的这种所谓二重证据法，用这些出土的材料去和传世文献进行联系，或者比对，所谓的证史、补史，这样的一种非常重要、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方法，我们继续可以对它进行一种反省。前两天我们原来的一个同事，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恐怕还没有发表，他说《中国社会科学》会登。他其实也在重新反省二重证据法，当然他是在研究出土的典籍简，包括像清华简、上博简、郭店楚简这类东西，所以他的关注点和他对二重证据法的理解和他的推进，和我们研究文书简其实是不太一样。

他还是要强调它和传世文献之间的这种关联，但是我其实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我这里完全没有利用传世文献。那么二重证据法，我觉得有一个拓展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讲，我这里面用“史”这个字，其实是在给大家打个引号，这个“史”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讲传统的时候，很多时候“史”是讲史书，或者扩展一点去讲，它是传世文献。但是在我这个研究里，我觉得这个“史”其实是历史，我是在用这些东西去再补充我们的历史，或者是丰富我们原来对历史的认识，而史书里完全没有讲这些东西，你要用来证史的话，那我们就别做这个研究了，没办法做这个研究，但是这个研究确实有，它做出来以后，至少如果能够成立的话，这些东西可以丰富和补充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包括对过去的很多基层的乡里的管理，乡里的制度的运作，丰富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而恰恰我们在史书里，在传世文献里面对这些东西记载得很少。所以我想二重证据法还有一个拓展，就是我们现在出土大量文书简，我们如果通过它的内部去发现它们的联系，提炼出很多重要的问题，会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而不是在对传世文献进行补充，或者是证伪或者证明。所以我们需要拓展对二重证据法的理解，“史”不仅仅是史书，更重要的它还是历史，是我们的过去，是人们生活的这种经历。因为这些出土资料的发现，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去接近过去那些被遗忘的很多事实。

下面我再给大家举几个人的例子，有些同学比较熟悉。这一位是劳干先生，中间这位是陈梦家，右边这个是日本学者大庭修，下面这个是劳干先生的同事陈槃先生。这些人代表了就两种不同的思路，下面这两位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二重证据法，他们还是在以文献为中心，寻找着出土资料和文献之间的关联。当然劳干先生整理《居延汉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死，大概六七十年都在这方面做努力。陈槃先生其实是中大毕业的，他也做了很多工作，这是他关于汉简研究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当然，其实都是在二重证据法的指引下完成的。另外一个是陈直先生，也是做秦汉史的大家，他的工作也是在用二重证据法，他非常强调文献与出土资料对证，所以他写过《汉书新证》《史记新证》，等等，这些都是这样。另外，他也做过专门的《居延汉简》的研究。这三位学者的著作都是在这种传统的用出土资料补充证明传世文献或者是史书的基础上来做，但是他们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土资料的价值。大庭修先生和陈梦家先生，几乎是同时，都是在立足于出土资料，强调——像陆杨先生讲，它是一种独立而不孤立的资料。陈梦家先生的《汉简缀述》第二页就讲到了利用出土资料的基本方法。他当然是做了一个示范的研究，就是对元康五年的诏书的复原，也是确立了一个诏书的标本。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汉代的官文书，包括对前后的比较，他提供的例子，起了非常重要的奠基性的作用。但是在这部书里面，陈梦家的研究几乎都是在简的内部寻找联系，也是对整个汉简的研究。其实他只做过三年的研究，但是在整个达到的境界上胜过劳干60年的研究。虽然他在整理上没有像劳干下那么大力气，但是他整个达到的水平和高度超过了劳干。所以我想这种方法得当与否，对于我们能不能最大限度发挥资料的价值有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