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涉及你刚才说的方法的问题，就是两重证据，两重证据当然传统的说法就是王国维先生说的，劳干和陈槃他们是用这种传统的方法，两重证据在做这些点。但是您刚才说到陈梦家，就是他的成果可能是因为观念或者什么就会更大。这个我就想知道得更清楚，就是陈梦家他是怎么样超越传统两重证据的说法，而且你刚才也是提到你在比较这些简的时候，完全不用传世的文献，我们不用读传世文献是可以来整理这些出土的文献的吗？整理者他在整理这些出土文献的时候，传统文献给他形成的一系列的观念，一些基本思考的那些框架，甚至一些方法，是不是还是潜在地在影响他？所以这是我不太清楚的地方。

老师：谢谢景老师。其实我只是说这两篇文章里我没有用传世文献，当然我不可能说不读传世文献，必须要读传世文献，但是并不是说你每篇文章都需要用，这里面其实可以不用，完全是你得从简的内部去寻找它的联系。当然我最后在讲这个里的里魁的工作的时候，也会要涉及从汉代以来我们对里吏的认识，当然背后是有它从其他文献包括传世文献里面归纳出的一些结论，而且对一些总的时代背景都是需要，所以必须还是要读传世文献。我在清华工作时候，我要鼓励学生读书的时候，最重要的我还想让他们读传世文献，而不是读出土资料，但是我就说每个东西都有分寸，它有它的界限。传世文献有它自己很重要的价值，但是它也有它的不足，所以就在于很多具体，特别是基层制度的描述上、记载上它做得很不够，而且很多微观的东西几乎就是空白。这时候出土资料恰恰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我们在利用出土资料，需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的时候，是不能仅仅去关注它和文献里面的对应关系，这个对应恐怕很少。恐怕有一两个人名，有很少的一些制度，或者是一些词汇对应，但是那些材料内部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联系，我们要把这种内部的联系尽可能地恢复出来，这样的话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资料本身的价值。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去简单地和文献对应的时候，是会有很多误区，像我们简里面有很多“事”，刚才我讲说筭几，这个“事”就是“事实”的“事”，“事业”的“事”，这个“事”字文献里也有，包括汉代简里也有，很多学者也去研究讨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自己的看法，它应该是从吴简里去归纳，你不要简单地就跟文献去对应，跟汉代资料对。对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字，但是时间、空间恐怕都有几百年、几千千米的悬隔，里面有很多的误区，你恐怕会把汉代很多东西带到了三国时期，这都有这种危险。所以我觉得在用大量这种文书简的时候，有可能的情况下需要去建立内部的简和简之间的联系，当然我想最重要的是把它原有的状态能够恢复。如果原来是册书，你应该尽可能把它恢复成册书，如果有些不仅仅是册书，像我刚才讲的很多签牌，它其实是表示一系列东西，卷宗如果能够恢复出卷宗可能更好，就是说若干个文书是关于一个事物，像案件的处理就据说是有很多的文书都涉及，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一个事情的过程揭示清楚，其实也很好，包括我们了解汉代三国时期对这种法律案件的处理，都是我们文献里面都不足以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