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刚才景老师讲的陈梦家、劳干，还有陈槃先生的这种为什么会有差别，其实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得也是失，失也是得。就是陈槃先生，包括劳干先生，包括我们自己原来是研究历史，包括中古史，还有秦汉史，入手的时候都是从读文献入手，所以我们脑子里一开始想的全都是文献，基础都是文献，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些简的时候，是自然而然地想到它和我们知道的这些文献之间的联系，所以就会去找这些东西。看劳干写的《居延汉简考释》，他都是一篇一篇的札记，写的都是诏书，很多问题都是讲到一些具体的细节，然后用文献和简牍之间进行对应，进行考证做这个。而陈梦家其实大家应该知道他的学术历程，他早年是个诗人，后来他研究甲骨文，研究金文，他长期处理的就是这些几乎和文献没有对应的这些东西，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说他不去想着文献里的。有的人就说他在好像是写《西周铜器论》还是什么书之前，就没看过《左传》，我想他在研究汉简之前，也没好好看过《史记》《汉书》，他就属于这种。他摸的完全都是出土资料，他没有别的可依靠，所以他就要去从这些出土资料里面去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所以他的这种入手的途径跟劳干和陈槃包括陈直都不一样。像陈直据说《史记》《汉书》都会背下来，这个他是得也是失，他就会太依靠《史记》《汉书》了，就不会去想着那些东西有独立的价值，就变成那些出土资料都是依附于文献存在，那么就降低了这些出土资料自己独立的意义了。

那么陈梦家恰恰是因为他是失也是得，他原来没有仔细地，没有认真地去掌握这些文献，或者说因为工作不需要，在接触这些资料的时候，他就恰恰是要从这里面去找出它们的联系，他又有这方面的长期的熏陶，所以他两三年的功夫就寻找到了一个新路。我想这恐怕是他们的入手的途径和学术经历有差别造成的结果。另外我想日本学者其实跟中国学者有一个差别，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也做过很多文书学，因为日本有很深的文书学的研究传统，特别重视，恐怕他也是因为文献没多少，所以他很早就要看日本的文书，所以他们流传下来这种纸质文书也非常多，他们有把文书当作一种独立的资料来做的这样的学术传统，所以接触到简的时候，也是把文书学的这种做法带到简里面。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庭修做的时候，就开始自觉地用这个文书学来复原那个简。我想这是和不同的国家的学术传统，还有一个就是各自的学术传统是有些关系。但是我其实很佩服陈梦家，因为他原来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东西，但是他花两三年去读这个东西，就能找到一个全新的方法去处理。另外一个他当时心理上是备受打击，他当时是右派，他原来是诗人，研究的是青铜器，家里都收藏着明清家具，像一个贵族纨绔子弟一样，但是去研究这些普通的老百姓、研究戍卒的生活，非常枯燥无味，但是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去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方法，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找到了恰当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势如破竹，所以他写出这本书大概三年多就写完了，然后就成为汉简研究里面的可以说是不朽的著作。所以我想这个方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