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觉得根据它的内容，包括它提前一年要制作，包括它有很多的无字简，另外它可能最关心的是徭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它其实不是户籍。我觉得它是这个乡、里依据侯国的要求，为来年派役而制作的簿书，它是以详略不等的方式记录了各里的人户的情况，应该是里魁根据手里面掌握的该里某种带有底账性质的资料，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叫作户籍而抄录制作的，而不是我们古人和今人所说的户籍。如果勉强比附，我觉得它其实和我们在敦煌、吐鲁番文书里面发现的唐代“差科簿”或者“点籍样”的性质、用途是相近的，大概有一些渊源的关系，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类的文书不是一次性的，它是每年都要做，每年都要用，每年都在编，所以我们在吴简里除了这份以外，还可以看到类似的同一个里的其他年份的这种文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年度的工作。这个是关于文书的性质，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当然这个看法也不一定正确了，大家还可以讨论。

另外关于无字简，我觉得还可以多说几句。我觉得无字简已经是在从乡、里上报给侯国的正式的文书里面出现，而且是在侯国被使用过之后，然后被废弃，就说明它这种无字的行为就是省略，是已经被侯国所认可，所以是一种合法的偷懒的行为。这个也表明了当时官府工作里面的这种官员，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然后在文书上做一些减少劳动量、减少自己负担的这样一个工作，这些背后体现了官吏的能动性，他为了减少自己的工作负担，后来慢慢发展就会把这些文书弄得越来越简单。后来会出现像敦煌文书里面的“差科簿”和“点籍样”，它的内容就已经比较简单，没有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吴简的这些文书里这样，把每家里面男男女女都记在上面，它主要记的都是和它的文书的性质要求有关的这些人。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说官吏在历史中的作用，他们会消极怠工，而这种怠工也会被官方认可，他的上级也同意、默许。所以它会变成在侯国的井里面发现的这些东西。这样的话也是推动制度的变化，就是这个文书制度越来越不那么繁复，可以去变得简单一点。如果我对无字简的解释还有道理的话，这是可以看到官吏在历史中，他怎么样去为自己谋利益，减轻自己的工作压力。这是关于“口食簿”的性质和作用。

刚才我讲的这些内容，主要是三篇文章的，我自己的两篇，另外还有鹫尾祐子这一篇文章，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一篇，其实我已经发表了，所以发给大家，另外这一篇还没有发表，但是开会已经报告过。鹫尾祐子的文章在《吴简研究》里面，大家也可以去参考。最后除了回答完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这个是不是户口簿的问题以外，我想最后从一个个案回过头来讨论一下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出土资料的方法问题。这个册书的复原和集成研究带给我们的信息，我想再概括一下，它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簿书的构成，包括吏民合籍，包括“里”下面这个文书安排到底是按照什么来安排，还有一个是制作人。刚才讲到两个“里”的“里魁”，制作周期到底是一年一做还是几年一做，还有它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预先编制，还有一个就是用途和目的。另外包括“里魁”的工作，其实也是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原来学术界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看法，认为“乡”才制作文书，“里”其实不制作文书。从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里”虽然名义上是不制作，这个“乡”本来应该做，但是会把这个工作分派给下面的“里”，所以每个“里”的里吏至少要参与到这里面。这两个“里”的文书笔迹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里吏、“里魁”在参与，虽然这个文书最后的上呈过程实际上是以“乡”的名义来转呈给侯国的，但是他其实还是参与其中。另外一个就是也涉及里吏的工作状态，我刚才讲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无字简，可以反映他们的工作状态，包括他们自己在减轻工作压力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这样的话，通过复原和集成研究，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很多这样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会帮助我们接近历史现场，也就是说我们获得一种历史的现场感，可以知道当时这些里吏的工作状况，我们可以从这些竹简，由这些物慢慢可以了解到制度和人，这样的话，我们对历史这些基层制度的了解就会更丰富。而我们以前仅简单地去讨论格式问题，去归纳它的书式，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些丰富的内容。这是我们去做复原研究和集成研究带给我们的信息。

另外它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它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标本，如果这个复原是能够被大家接受成立的话。这个标本可以帮助我们去前后比较，可以比较早期的秦代的户籍和后代的魏晋，包括汉代的户籍、唐代的户籍、宋元以后的这种户籍，等等。这类名籍类的文书可以进行比较，可以去发现它们在制度上的前后变化，这是一个。另外，甚至我们也可以去做中外比较，看一看中国古代和包括日本等其他的国家，包括罗马等这些欧洲中世纪的国家，在老百姓的管理控制上面，在通过文书来管理的一些异同。所以这个是一个标本，而且是一个相对来讲接近于当时实际的标本。

另外我想在方法上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自己也是有体会。我写这两篇文章的过程中，可以说几乎没有利用传世文献，所有我的这些研究都是在简的内部寻找它的联系。没有一个注释是关于传世文献，也没有引任何的传世文献，全部是在简牍的内部寻找和建立联系。这就会涉及下面我提到的一个问题：王国维先生、陈英俊先生都讲过的，从宋代以来，我们就开始慢慢建立的这种所谓二重证据法，用这些出土的材料去和传世文献进行联系，或者比对，所谓的证史、补史，这样的一种非常重要、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方法，我们继续可以对它进行一种反省。前两天我们原来的一个同事，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恐怕还没有发表，他说《中国社会科学》会登。他其实也在重新反省二重证据法，当然他是在研究出土的典籍简，包括像清华简、上博简、郭店楚简这类东西，所以他的关注点和他对二重证据法的理解和他的推进，和我们研究文书简其实是不太一样。

他还是要强调它和传世文献之间的这种关联，但是我其实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我这里完全没有利用传世文献。那么二重证据法，我觉得有一个拓展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讲，我这里面用“史”这个字，其实是在给大家打个引号，这个“史”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讲传统的时候，很多时候“史”是讲史书，或者扩展一点去讲，它是传世文献。但是在我这个研究里，我觉得这个“史”其实是历史，我是在用这些东西去再补充我们的历史，或者是丰富我们原来对历史的认识，而史书里完全没有讲这些东西，你要用来证史的话，那我们就别做这个研究了，没办法做这个研究，但是这个研究确实有，它做出来以后，至少如果能够成立的话，这些东西可以丰富和补充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包括对过去的很多基层的乡里的管理，乡里的制度的运作，丰富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而恰恰我们在史书里，在传世文献里面对这些东西记载得很少。所以我想二重证据法还有一个拓展，就是我们现在出土大量文书简，我们如果通过它的内部去发现它们的联系，提炼出很多重要的问题，会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而不是在对传世文献进行补充，或者是证伪或者证明。所以我们需要拓展对二重证据法的理解，“史”不仅仅是史书，更重要的它还是历史，是我们的过去，是人们生活的这种经历。因为这些出土资料的发现，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去接近过去那些被遗忘的很多事实。

下面我再给大家举几个人的例子，有些同学比较熟悉。这一位是劳干先生，中间这位是陈梦家，右边这个是日本学者大庭修，下面这个是劳干先生的同事陈槃先生。这些人代表了就两种不同的思路，下面这两位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二重证据法，他们还是在以文献为中心，寻找着出土资料和文献之间的关联。当然劳干先生整理《居延汉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到死，大概六七十年都在这方面做努力。陈槃先生其实是中大毕业的，他也做了很多工作，这是他关于汉简研究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当然，其实都是在二重证据法的指引下完成的。另外一个是陈直先生，也是做秦汉史的大家，他的工作也是在用二重证据法，他非常强调文献与出土资料对证，所以他写过《汉书新证》《史记新证》，等等，这些都是这样。另外，他也做过专门的《居延汉简》的研究。这三位学者的著作都是在这种传统的用出土资料补充证明传世文献或者是史书的基础上来做，但是他们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土资料的价值。大庭修先生和陈梦家先生，几乎是同时，都是在立足于出土资料，强调——像陆杨先生讲，它是一种独立而不孤立的资料。陈梦家先生的《汉简缀述》第二页就讲到了利用出土资料的基本方法。他当然是做了一个示范的研究，就是对元康五年的诏书的复原，也是确立了一个诏书的标本。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汉代的官文书，包括对前后的比较，他提供的例子，起了非常重要的奠基性的作用。但是在这部书里面，陈梦家的研究几乎都是在简的内部寻找联系，也是对整个汉简的研究。其实他只做过三年的研究，但是在整个达到的境界上胜过劳干60年的研究。虽然他在整理上没有像劳干下那么大力气，但是他整个达到的水平和高度超过了劳干。所以我想这种方法得当与否，对于我们能不能最大限度发挥资料的价值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我今天大概要讲的主要内容。如果有些什么具体问题，如果没有讲清楚，我希望大家一会提问的时候我能够再做一些补充，谢谢大家。

提问：问一个关于空白简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用今天用纸张的那种习惯，很多文书或者是专门做文书的人，他们有时候会准备一些空白的页来，差不多等于是一个格式，等到需要的时候，他就不断地补充材料。当时是竹简，他也不是说随便去抽一根竹子就可以拿来写，竹简可能也需要制作一下，至少要劈一下，或者是磨一下。那么他可不可能，事先就是因为获取材料不太方便，他可不可能事先就放一些，就是预备一些空白的，等到有材料补充就接着可以写，而且是把它编成像我们今天订成一本书的样子，有没有这种可能？

老师：好，谢谢景老师，这种可能当然是有。所以以前我第一次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仔细讨论无字简，所以别的朋友在讲也会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后来发现它不需要补充内容，它实际上是从户籍或者当时叫黄簿那里抄的，就是为了派役用的一种文书。它实际上是让我在现有的人数里，我要清点出哪些人是要第二年去服役，它的用途是这个。所以我觉得他为此好像不需要补充。也有学者认为他是为了补充人，说有流民入户什么的，他会多抄一点。但是如果那样的话，其实按说应该是在册书的尾部会留一些，它不会在每一户后面留，但是现在看到的分布它其实是每个地方都有无字简。

提问：我们户口簿现在是这样。

老师：对，现在户口簿是这样。

提问：后面有很多空白。

老师：对，现在是这样，没错。

提问：增加人口的时候就在后面接着写。

老师：对，但是我觉得它不是户口簿。

提问：反正是预留的，但是预留目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老师：对，也有可能。所以我说这是个推测，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它怎么会留出来，但确实是留了，刚才我说它一共有3万多枚无字简，数量很大，一共14万枚里大概有3万多枚都是无字的。现在我觉得有一个遗憾，当时整理的时候，应该保留那些无字简，我们可以看无字简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无字简到底为什么出现，它的编排的位置是什么，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制作的，这些都很重要。我问宋少华，他说他们好像保留了，但是可能把它们的位置混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好多东西都说不清楚了。

提问：当时还是缺乏那种远见。

老师：对，要细心，任何一个信息，我们当时也许不知道有用，但是未来说不定会派上用场。当时挖掘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信息，未来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用。

提问：老师您前面说竹简上它写的是六年记载的是吗？

然后你考证出来就是说它可能是提前一年制作，它为什么不能人工加一岁？前面四年也是相同类型的竹简吗？四年的那个是不是相同类型的竹简？

老师：大概是相同类型，也是名籍。

提问：按照你这样说，反正它不应该是三年的时候做的，那它不是应该差两年吗？

老师：你说的后面那一组，其实是散简，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它是属于哪一类，因为它的名籍有好几种，那种是我们没有做过复原，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跟这个完全一致。你说的也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同时都加一年没什么意义，因为都加一年，它也知道都是提前制作的，所以无所谓去加了，在当时人看来这就很正常，因为这种簿书如果都是提前做的话，少一年多一年不用再另加。

提问：我想说这样推断出来，这个结论在我看来不是很有说服力。

老师：对，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

提问：我没想好。

老师：主要涉及前面四年的那个的性质是什么，因为这类名籍有的时候会有两种用途，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是那种用途，是不是也会提前多写一年，如果要真是户籍的话，按说它不应该提前，可能是写的真实，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像还真是没有找到户籍，当然因为这类册书的复原工作做得还不够多，现在复原的大概只有三个，还需要以后再去进一步做，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还是要仔细地考虑，也许这有问题，但是两年为什么年龄就差一岁？其实咱们上课的时候，我还举了一个例子：征发徭役的时候，它都是提前征发兵卒、戍卒，我们讲汉代的神爵四年，在征发神爵六年的役，所以都是提前征发徭役，而且提前时间比较长。当然那是到西北去征发的，所以他们走的路途会比较远，这个当然主要是在本县，就不需要提前那么长时间。但是提前安排这个事恐怕是个正常情况。

提问：我还想问一下，当时真正的户口簿是怎么样的？

老师：户口簿，我们现在见过一个秦代的户板，另外刚才我说的前秦的这种叫籍，也许是户籍。真正的户籍，我也没有真正见过。包括汉代居延简出了很多，也没有。虽然名称很多，户籍这个词我们经常见，吴简里的户籍这词也很常见，但是我怀疑我们还没有见过，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是不应该被丢弃的。扔掉的恐怕恰恰就是这种重复性，用完了以后就不要了的这种东西。希望以后能够出土真正的户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