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70年代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学者袁翰青在《中国古代的炼铜技术》里指出了关于白铜的两条新的非常重要的史料。一是东晋常璩著的《华阳国志》里提到了“螳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二是在《春渚纪闻》里有“化铜为烂银”的记载。但《春渚纪闻》记载的不是镍白铜，实际上炼制的是铜砷的合金。

章鸿钊出版的遗著《古矿录》提到在明清时期白铜产地的重要信息。一些地方志书比如《明一统志》《清一统志》，提到四川会理州、云南牟定（定远县）有白铜生产厂，比如说妈泰厂、茂密厂等，还有会理黎溪厂。这是最早注意到并能够指出在中国云南哪些地方是生产白铜的，最早能追溯到明代。

武汉大学化学系张资珙留学回来，非常熟悉西方文献。他的文章《略论中国的镍质白铜和它在历史上与欧亚各国的关系》是非常经典的研究文献。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关注白铜怎样流传到欧洲，整个白铜在历史上反映中国跟欧亚一些地区的联系。文章中提到了波斯人著作把中国白铜称之为中国石。

张子高在《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里引用了更多新文献，包括《续云南通志》《滇海虞衡志》，志书里也都提到了“白铜产于云南”。

这个时代有一个插曲，跟Tarn提到大夏国的白铜币有关系。几位美国学者从1957年到1962年前后在美国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美国考古杂志》）上，各自发表了两篇文章，争论大夏国的白铜究竟从哪来的？这两位学者认为一定来自中国，理由就是大夏白铜币的化学成分跟中国云南出土的白铜成分非常相近，出土的中国云南生产的白铜都是铜镍的合金，还不含锌，大夏白铜币的成分也是铜和镍的合金。还有一个理由是《汉书》里记载了张骞到了中亚，看到从四川“邛竹”和“蜀布”传过去的布、竹杖。他问这些东西从哪来，说是从中国西南地区来的。早期汉武帝时期想打通中国跟中亚的联系，还派人专门去探是不是从云南、四川通往中亚的道路，认为这是很强的证据，能够支持中国白铜可能从那条路线——西南丝绸之路传到中亚地区。

这个争议集大成的作者，就是我们熟知的李约瑟，他的书《中国科学技术史》里有一篇非常长的综述文章，专门有一章讨论了中国白铜。他也认为白铜可能是用砷镍矿炼的，因为他看到了中国的文献，包括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都有这方面记载。但是他注意到了云南、四川的镍矿都是铜镍、黄铜矿、镍铁矿，并没有砷镍矿。他注意到Richthofen在做中国矿产调查的时候，也提到了四川会理出产白铜，所以他肯定这个地方是主要的白铜生产中心，这是李约瑟对这个研究工作的很大贡献。他的观察非常敏锐。他对大夏白铜币也做了很完整的评述，也注意到了双方的争议，证据都不是很充分，但是这句话能够反映李约瑟的基本态度。他说“Nevertheless,in spite of all”（尽管有一些问题），“we are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this was what happened”，他认为我们倾向于相信中国白铜传到中亚大夏国。这反映他的一种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