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考察，我有几点心得。第一点，“东方不亮西方亮”“墙里开花墙外香”。白铜在中国是普通材料。比如某个家庭女儿出嫁，送她一个白铜的面盆，很普通，没有神奇可言。可是在西方引起很大的反响。大家认为这件东西实在很了不起，几代人在做仿制工作。这个能够引起一些思考，过去也有学者讨论过，“四大发明”在中国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儿，在西方人的眼里就变得不一样了，用处也不一样。甚至有一种说法，瑞典学者研究中国白铜促使金属镍的发现，可能跟白铜也有关系。我们找不到很确凿的证据，但是瑞典学者显然是研究了中国白铜，所以镍的发现跟中国白铜应该有关。

第二点，“学术何必分东西”。我们研究、考察白铜研究历史的时候，会发现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往往有不同的关注点。要把一个研究工作做好，最好能把两方面的视角都考虑进去。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约瑟。他在做白铜研究的时候，对中国文献、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都高度重视，一定要全文引用中国学者的工作。他也站在西方比较角度，把西方研究成果包括进来，这种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所以“不分东西”，就是应该把中西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做出高水平的成果。镍白铜西传，有很多现在也解不开的谜，比如大夏白铜币究竟怎么传过去的？这里关系到中西交流、交通的问题。还有白铜传到欧洲以后，引起那么高的反响，很多的国家包括德国、英国、瑞典都在研究中国白铜，试图仿制出来，这也反映了欧洲人的兴趣，也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地方。

第三点，“文献不论古与今”。我们过去一说做文献研究，可能都强调古代文献。事实上我在1989年发表的那篇论文中，最重要的两篇文献一篇是地方志，另一篇是近代的矿冶调查，这是于锡猷先生的《西康之矿产》，出在1940年。这是矿冶的文献，一般历史研究学者不会关注。这篇文章在中国地质档案馆里，是没有发表，但是非常有用。比如《会理县志》记载，用了青黄两矿，把它搭配，青矿就是镍矿，黄矿就是铜矿，这两种矿炼出的铜镍的合金。30年代，于先生到四川做调查的时候，当地老人告诉他铜镍合金是怎么炼的，他记了下来。整个过程非常复杂，不断地焙烧，去掉硫，再冶炼，再配铜，再冶炼，再焙烧，反反复复，有的说反复要达九次。因为找到这篇文献，我们才了解到，古代白铜看似很简单，实际上是经过了大量工艺的劳作才做出来。

第四点，“学问岂止在书斋”。我们以为做研究找几本书，找到文献，梳理一下，就够了。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往往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到了云南牟定的白铜厂，找到了这个遗址，考察完了，在附近山上转悠，看见这块墓碑，墓碑上说，“大人原籍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氏”，“至县邑之东经营妈泰厂”，这个死者是妈泰白铜厂的创始人。找到这个人的墓碑，完全是很偶然的一件事情。如果不到那儿，找不到这个东西。到下面做调查，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有些记忆永远不会忘。记忆青睐臭虫，是因为我在四川会理做考察的时候，住在会理黎溪乡。在乡公所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全身是疙瘩，被臭虫咬了。

到了英国，我结识了两位对我的研究帮助非常之大的人，一位是Eldon Warrall，一位是Keith Pinn，这两位是古董收藏家，不是学者。他们家里收藏有白铜，对白铜有很强的兴趣，所以做研究。Eldon研究白铜，提交了一篇博士论文给牛津大学，取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这两位都不是天生的收藏家，是因为他的父辈收藏白铜，他们继承了下来，但是他们不满足做一个古董家，进行研究，得出很多心得。

第五点，“学无止境生有涯”。我研究快30年了，还在研究白铜，因为有些事到现在还没有搞得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