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冶金简史》，是柯俊教授、韩汝玢教授等编写组编著的，实际上出版于1978年）。这本书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地把镍白铜和砷白铜区分开来。柯先生作为冶金学家，首先指出用砷镍矿炼出镍白铜是不可能的，从冶金学上是解释不通的，所以他判断实际上存在两种白铜，一个是镍白铜，一个是砷白铜。这个观点很快被学术界接受。

1883年赵匡华先生的《我国金丹术中砷白铜的源流与验证》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进一步考证了砷白铜作为一个品种，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最早出现在哪，元明时期有哪些记载，用砒霜冶炼石铜为药银等，这些都反映了另一个白铜的传统。

这是我读研究生时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中国古代镍白铜冶炼技术的研究》），我毕业在1987年，从1984年开始做这个课题。我们读书期间没有要求发文章，可以精心细琢做这篇文章。直到现在，我还为这篇文章感到荣耀，因为这篇文章的确做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工作。创新，这个词很时髦，当时是说要做出一点自己的工作。这个工作首先是到遗址现场做考察，我到了云南牟定，也到了四川会理，找到了明清时期冶炼白铜的遗址，把样品取回来，找到关于冶炼工艺的文献，找到它的冶炼工艺。在这篇文章里明确地指出，云南白铜是用会理炼出的铜镍二元合金，再掺过黄铜或者是锌，合炼成的铜镍锌三元合金，因为最后调配这个成分的过程是在云南，最后白铜以云南白铜而著称。我把这件事讲给四川会理史志办的杨先生听，他听完后很激动，写了一篇文章，说云南白铜的产地在四川会理。但是他忽略了云南也生产白铜，只不过在另一个县。这几张照片显示的是当时的考察情景。1994年我得到纽约李氏基金会的资助，到剑桥做访问学者一年，这一年写了这篇文章，我的题目起得很大，我后来很后悔，The history，metallurgy and spread of Paktong，《白铜的历史、冶金和传播》，用英文发表在日本《金属博物馆》杂志。1995年，英国学者Gilmour、Worrall发表了Paktong：The Trade in Chinese Nickel Brass to Europe，后来被收到论文集里。这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规模地发表关于传世的白铜科学分析的结果，尤其是Gilmour和Worrall的文章，发表了几十件在英国收藏的白铜化学分析的结果。我的文章只发表了几件，因为我们得不到这些样品。这是《金属博物馆》杂志的封面。

白铜是很新奇的金属，当时欧洲工匠用白铜生产了一个很新奇的手枪，现在收藏在英国皇家武备库。

云南学者李晓岑在《白族的科学与文明》这本书里，提到了白铜的传播问题。他赞成白铜的确传到了中亚，尤其提到了一条理由，在印度考古发掘里也发现了白铜，他认为这支持通过西南丝绸之路，通过中国四川、云南传到了中亚。这是书中很有新意的观点。这本书在2004年出版，但他的考察工作做得更早一些。牟定县戍街有一个村子叫白铜厂村，晓岑老师在那地方很幸运找到两块白铜锭。这个白铜锭的分析结果基本上是铜镍的合金。这跟四川会理差不多，当时冶炼出来的都是铜和镍的合金，没有锌，锌是后来加进去。但晓岑老师认为云南炼白铜的技术可能跟四川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研究论著是Keith Pinn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合金在欧洲》，这是书的封皮。我连着用中文、英文写了两篇书评。英文的书评2001年发表在《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史》杂志上。2005年，我回来以后在这个基础上补充了材料，发表了中文书评，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料》（今《中国科技史杂志》）。

前人关于白铜传到欧洲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Keith Pinn的贡献在哪？首先在伯明翰档案馆找到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关于马修·博尔顿的档案。马修·博尔顿是工业家、大企业家。18世纪后期，他的工厂里生产了大量的白铜器。他留下很多书信，包括怎么购买白铜原料，生产白铜器卖多少钱等。他是一个古董收藏家，与Gilmour、Worrall合作，对自己收藏的上百件白铜器做了很系统的科学分析。Gilmour只发表了一部分，这部书里发表了所有关于他收藏的白铜的分析结果。1830年以后有了德国银，怎样区分中国白铜跟德国银，在化学成分上有什么差别，这需要更多的化学分析结果来支撑，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Keith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最早是Bonnin在1924年提出来的。既然中国的白铜从中国大量地输入欧洲，尤其是英国，但在英国海关资料里找不到进口资料，所以他当时推测，所有这些白铜都是走私的，通过海船走私进入英国。Keith通过查阅博尔顿档案，发现档案里特别记录了，博尔顿在伦敦代理人找东印度公司到远东进行贸易的船的船长，跟他们私下交易。这可能是东印度公司默认的一种贸易方式。

赵匡华、周嘉华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书里关于前人的所有工作都做了非常详细的综述，而且非常客观，也很严谨。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也有对白铜的一段讨论：欧洲最早明确提到镍白铜的是来华的耶稣会士，18世纪初，由于康熙在全国进行大地测量，传教士被派到云南，有机会见到接触镍白铜，因此加以介绍，1735年刊登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一书中。

云南省博物馆张增祺先生撰写的《云南冶金史》，新意不是太多，但特别地强调云南古代可能确实有镍白铜，但是把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所有发白的金属都做了普遍检测，没有发现早于明清时期的镍白铜。他认为所有这些产品都是明清时期的。

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20世纪10～40年代，非常重要的成果是Alfred Bonnin的专著，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中国白铜的研究专著，非常详尽。后来很多学者的工作都基于这本书的一些记载，包括杜赫德关于白铜的记载，也是最早出现在Bonnin的白铜专著里。我在这用了一个词，“西学东渐”，就是中国学者实际上是通过西方学者关注到白铜历史，才开始关注白铜的，才开始有一些简要的讨论，代表性人物是章鸿钊先生和王琎先生。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很多化学家，比如张子高、张资珙和袁翰青开始参与，贡献主要体现在明清时期关于白铜产地，从地方志书里关注，比如说《续云南通志》等，还有云南的《滇海虞衡志》。在西方，关于镍白铜，白铜币跟大夏国关系的讨论。最重要的是李约瑟指出四川会理应该是镍白铜的生产中心。

20世纪80～90年代，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到云南、四川，到镍白铜的产地，找镍白铜的冶炼遗址、遗迹。这一时期，一方面是把镍白铜跟砷白铜区别开了；另一方面是对它的冶炼遗址的调查。通过遗址考察，我们把它的冶炼工艺搞清楚了。对传世的文物，尤其是在欧洲国家收藏的镍白铜器物进行了一些科学分析和检测。

通过考察，我有几点心得。第一点，“东方不亮西方亮”“墙里开花墙外香”。白铜在中国是普通材料。比如某个家庭女儿出嫁，送她一个白铜的面盆，很普通，没有神奇可言。可是在西方引起很大的反响。大家认为这件东西实在很了不起，几代人在做仿制工作。这个能够引起一些思考，过去也有学者讨论过，“四大发明”在中国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儿，在西方人的眼里就变得不一样了，用处也不一样。甚至有一种说法，瑞典学者研究中国白铜促使金属镍的发现，可能跟白铜也有关系。我们找不到很确凿的证据，但是瑞典学者显然是研究了中国白铜，所以镍的发现跟中国白铜应该有关。

第二点，“学术何必分东西”。我们研究、考察白铜研究历史的时候，会发现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往往有不同的关注点。要把一个研究工作做好，最好能把两方面的视角都考虑进去。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约瑟。他在做白铜研究的时候，对中国文献、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都高度重视，一定要全文引用中国学者的工作。他也站在西方比较角度，把西方研究成果包括进来，这种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所以“不分东西”，就是应该把中西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做出高水平的成果。镍白铜西传，有很多现在也解不开的谜，比如大夏白铜币究竟怎么传过去的？这里关系到中西交流、交通的问题。还有白铜传到欧洲以后，引起那么高的反响，很多的国家包括德国、英国、瑞典都在研究中国白铜，试图仿制出来，这也反映了欧洲人的兴趣，也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地方。

第三点，“文献不论古与今”。我们过去一说做文献研究，可能都强调古代文献。事实上我在1989年发表的那篇论文中，最重要的两篇文献一篇是地方志，另一篇是近代的矿冶调查，这是于锡猷先生的《西康之矿产》，出在1940年。这是矿冶的文献，一般历史研究学者不会关注。这篇文章在中国地质档案馆里，是没有发表，但是非常有用。比如《会理县志》记载，用了青黄两矿，把它搭配，青矿就是镍矿，黄矿就是铜矿，这两种矿炼出的铜镍的合金。30年代，于先生到四川做调查的时候，当地老人告诉他铜镍合金是怎么炼的，他记了下来。整个过程非常复杂，不断地焙烧，去掉硫，再冶炼，再配铜，再冶炼，再焙烧，反反复复，有的说反复要达九次。因为找到这篇文献，我们才了解到，古代白铜看似很简单，实际上是经过了大量工艺的劳作才做出来。

第四点，“学问岂止在书斋”。我们以为做研究找几本书，找到文献，梳理一下，就够了。其实真正有价值的工作往往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到了云南牟定的白铜厂，找到了这个遗址，考察完了，在附近山上转悠，看见这块墓碑，墓碑上说，“大人原籍江西吉安府安福县人氏”，“至县邑之东经营妈泰厂”，这个死者是妈泰白铜厂的创始人。找到这个人的墓碑，完全是很偶然的一件事情。如果不到那儿，找不到这个东西。到下面做调查，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有些记忆永远不会忘。记忆青睐臭虫，是因为我在四川会理做考察的时候，住在会理黎溪乡。在乡公所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全身是疙瘩，被臭虫咬了。

到了英国，我结识了两位对我的研究帮助非常之大的人，一位是Eldon Warrall，一位是Keith Pinn，这两位是古董收藏家，不是学者。他们家里收藏有白铜，对白铜有很强的兴趣，所以做研究。Eldon研究白铜，提交了一篇博士论文给牛津大学，取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这两位都不是天生的收藏家，是因为他的父辈收藏白铜，他们继承了下来，但是他们不满足做一个古董家，进行研究，得出很多心得。

第五点，“学无止境生有涯”。我研究快30年了，还在研究白铜，因为有些事到现在还没有搞得很明白。

我对镍白铜的研究展望。还有很多的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个问题，早期含镍铜合金的发现及意义。我们觉得铜镍合金或者是白铜一定出在西南的云南、四川，但随着我们不断有新发现，这种定型的认识慢慢地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具体怎么变？我不知道。不仅在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一个遗址里也发现公元前5世纪的铜镍合金。所以铜铝合金恐怕不见得只有中国古代才生产。但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为什么昙花一现？好比大夏白铜币，只有三个国王使用、发行，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这件事也值得研究，这纯粹是学术好奇心驱动的兴趣。

第二个问题，镍白铜的产地问题。产地问题值得再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因为80年代、90年代到云南、四川做调研的时候，还是很粗略的，很多问题没有考虑到，当时因为用胶卷照相，也很心疼钱，舍不得照，所以现在也找不到几张照片。现在有了数码相机，应该到那儿多照点照片回来，这个遗址是什么样。白铜厂遗址，我现在找不到一张照片，是很遗憾的。

第三个问题，镍白铜传世实物的收藏和研究。现在所有传世的白铜器物，大部分都在欧洲，美国也有一些，中国没有一家博物馆有，包括云南省博物馆。能不能把白铜器收集起来，做陈列、展览，让大家意识到白铜不是普通的金属，我们也能认识到它传到欧洲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作用。我相信是会有的，只不过我们的研究还没有做到这一步，还没有引起学界，尤其是博物馆界、考古界的足够重视。我希望下一步的研究里能得到提升。

第四个问题，西传的问题。西传的问题做了很多，但是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西文，包括英文、法文，德文。德国银怎么做出来的，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尤其是镍的发现跟瑞典的矿物学家研究中国的白铜，究竟有没有关系？我们是否能够把这种研究推进一步，这些都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