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有两点：

第一点是中国解经过程和我们实际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要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解经不是出于对知识的欲望，是出于孔子说的“求其德”，对道德信念，对我们自身修养的一种追求，有实践性。实践智慧从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来，对社会的价值观念起到规定的作用。它有着规范性，这种规范性会引导我们，它不仅仅要考虑什么东西我们能够做？它还得考虑我们虽然能够做，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该不该做，可不可以去做？现在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思考，比如原子弹，我们从来没想过该不该把原子能的理论技术首先用于武器，然后再做发展，它是为了生存，一开始还觉得洋洋自得，但到现在每个人都开始害怕起来，它不是变成我制约你、摧毁你的力量，而是我摧毁你我的力量，不仅摧毁你，也摧毁我自己，他开始摁电钮的时候，大概手也会哆嗦。就像中国诠释传统里反复强调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不为我们也得考量进去，不为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我们有能力，我们不应该去做。

第二点是说实践智慧本身有个体道德品性的指向。它旨在诸己，通过反观诸己修身养性，抵达君子之境，就是人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塑造。为什么提出“自我塑造”这个概念？因为当我们仅仅停留在自我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从伽达默尔的表达里我们看到，只是有不同，没什么更好。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进入自我塑造这个层次里，就会涉及你根据什么完成自我塑造？它有价值的问题，道德的指向问题。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界定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接受，道德到底指向什么？这是我们要好好讨论的。什么理念我们可以接受，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中国和西方两种思想资源进行整合，然后从中提出一些适用于我们当代的东西。比如中国“时中”的概念，现在依然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