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德荣：今天的讲座很荣幸请到了杨庆中教授。杨庆中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在哲学界享有盛名。他是《易经》研究的专家。我的讲座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是受到了杨庆中教授的启发。他们的研究，第二爻、第五爻多吉辞的说法，对我非常有启发。

杨庆中：非常荣幸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为潘教授做点评。这些年我关于诠释学的理解，都是通过潘教授的文章实现的。潘老师的文章能找到的我基本都读了。潘教授留学德国，在欧美现象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在中国两岸四地有着巨大影响。尤其是近10余年，在学术界诠释学的潮流中，潘老师一直处在最前端。潘教授最近又提出来了一些新的观点，这些观点足够相关领域研究好多年。下面请潘教授给我们奉献精美的讲座！

潘德荣：首先讲一下题目——《文本诠释中的实践智慧》。我们讲诠释学讲了很多年，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我们究竟诠释什么？我们面对的主要东西是什么？现在诠释学分成几个潮流，对诠释学中心问题的思考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认为对文本的诠释是中心问题。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说法。从这个角度来说，里科尔的诠释学、艾米罗·贝蒂的诠释学都是以文本作为核心的线索传下来的，在诠释学里占有比较重的分量。

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作者原意，伽达默尔诠释学讲读者中心，无论强调读者还是作者，他们面对的问题都是不变的，就是文本。文本是基于一个核心，它核心的地位可以从两个方面讲。从时间的序列来说，首先有作者，然后才有文本，最后才出现读者，文本处于中心地位。从诠释学的进程来说，从读者出发的诠释者，就是解读文本，由它出发，面对的首先是文本，然后才是文本的意义，在解读文本过程中解读出来。诠释学里讲文本理解，可以举出很多东西，我们都在进行理解，包括现在讲的话语、言语、肢体语言等，是理解的对象。这些东西都是一种从扩大的文本的含义这个角度来谈的。哪怕你面对的是一个人的肢体。文本的重要性在哪里？它和言语不一样，和肢体语言也不一样，文本可供反复阅读，就是我们对文本的理解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讲到意义的生成、发展等。

第一，文本与解释。“文本”（Text）概念在现代诠释学中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包括语言性的文本和非语言性的文本。非语言性文本包括肢体语言或者表情等。从诠释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语言性的文本占有主导地位。从诠释学史的角度来看，在最初的、最基本的意义上，诠释学指向的是“文本理解”。文本理解是什么？从诠释学的源头来看，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经典，如《圣经》《荷马史诗》，尤其是关于与神学、神相关的著作，这些作品构成了最早的诠释学所关注的对象。

文本解释的过程中文化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最初讲文本理解，但斐罗（解释《圣经》，第一代解经学者）扭转了解经的方向。原先读经典，从经典的文字意义理解，斐罗把它转到了隐喻解释的方向。为什么一定要通过隐喻？这里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圣经》成书的时代与斐罗时代有很大的差距。《圣经》成书的时代所使用的语言所讲的意思，到了斐罗时代读起来是有一点费劲，对于意义本身来讲，到底讲什么蛮难确定。由于《圣经》是个长期积淀的结果，前后书写跨越好几百年，最初的一批作者和后来的作者，他们思想本身的差距有多大？他们使用的语言差距有多大？所以不同的文本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对《圣经》解读来讲是很难接受的现象。设想《圣经》是神的语言。神，肯定是完美无缺，肯定不会自相矛盾，这些都是人类的毛病，神不会有这些毛病。但读《圣经》会发现这些毛病，这个章节里讲的东西可能和下个章节产生冲突，到底谁是正确的？同样是神说的话，神会自相矛盾吗？如果自相矛盾，究竟采取哪一种观点？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些东西，在当时人来讲是不可理解的。

《圣经》记载，叫牛在踹谷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这个例子比较经典。我们来自农村，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套着牲口在谷场上干活。在《圣经》里，叫牛在踹谷的时候，把它嘴给拢住的，不拢住，牲口不听话，走两步伸头吃一口，活没法干。但《圣经》说牛在踹谷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这和生活经验不符合。在我们理解问题、判断是非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实际经验。《圣经》说不可拢着它的嘴，但实践者认为一定要拢住它的嘴，否则不能完成任务。这情况怎么解经？经文是正确的，但和生活经验冲突。

诠释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第一步考虑的就是化文字的描述性意义为隐喻性的意义。牛在踹谷不可拢住它的嘴，是描述性的，是对事实的描述，按照事实来讲，它又是错误的表达，解决的方法就是把事实性的描述转化为隐喻。这个描述不是事实，而是讲其他道理。斐罗解经时，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牛在踹谷，是比喻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是传教士在传道。不可拢住他的嘴，就是说应该听他说，不要到时候叫他闭着嘴在台上滚下去，不让他说，算是拢住他的嘴了。这是斐罗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传播耶稣、基督信仰时，可能会遇到另一批信徒。另一批信徒觉得你在传播异端邪说，他们惯用的手法就像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拿石头、拿鸡蛋砸，不让他们传教。斐罗说这个场景应该这么来解。他解说《圣经》是把《圣经》的语言隐喻化，解出来的东西通顺多了，所有的矛盾通过隐喻解释都化解了。

早期来讲，在解经的历史过程中，文本的含义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解释出来的东西。在整个基督教传统里，解经学到最后发展到一个非常鼎盛的时期。图书馆，尤其是教会大学图书馆，书架上全是解经的，编得也很好。解经的结果是什么？他把《圣经》通过引喻解释解得无比的复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觉得这个隐喻影射什么。每一个时代的人提出来的东西都有他自己的合理性。他这种隐喻式的解经，基本上和他的当下经验结合起来。我们的经验在变，我们看到文字、对它的理解、它的意义也在变化。这种变化跨越了几百年以后，最后形成的局面是《圣经》还能读得懂。现在任何人拿到一本《圣经》读，都是易懂的。如果看它的解释，会发现你根本不懂。尤其是关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论证，复杂程度超出理性的想象。他把整个解释权放到教会，老百姓看不懂，对哪个经文有异议，要去问牧师。经文本身是拉丁文写的，一般老百姓不懂。它这种解释变成高度抽象的哲学化。

这种情况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时开始发生改变，得到一些修正。从表面上看，是关于《圣经》的不同理解，但说到底是解释权的斗争，谁可以解释。从马丁·路德的角度来讲，他对当时的罗马教廷非常反感。由于教廷长期占于统治地位，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所以宗教内部教会组织的腐败，也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个时候马丁·路德包括浪漫主义先驱开始觉醒，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第一步是废弃了拉丁文的《圣经》。因为只要沿用拉丁文的《圣经》，拉丁语的解释系统一定是有效的。回溯到最原初的东西希伯来《圣经》，用希伯来语、希腊语写成，再把它翻译为德语。这个译本首先是使得老百姓能够看得懂了，看得懂才可以提出这样的口号，你用你的心去理解圣经，没有必要听神学家说什么。

还有一项重大的运动是Wittenberg发展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活字印刷。现在美因茨大学的校名就是发明者的名字，我们习惯简称Mainz。发明活字印刷以后，大量的《圣经》译本出版，可以做到人手一册，用的语言是德语，在这个情况下，马丁·路德的口号才站住了脚，叫“唯独圣经”。其他东西根本不采用，不必理睬，我自己去读，我可以理解。这种方式和罗马教廷做了切割，你要相信上帝，我们可以走到这条路上。如果这个时代没有马丁·路德，包括梅兰希顿等一批学者、宗教改革家，文本诠释的理论确立不起来。只有放到“唯独圣经”里，自己读《圣经》原文，追随它附加在上面的字句意义，通过各种隐喻解释堆加起来，全部可以抛弃。每一个人都回到了文本本身以及文本的意义，文本的意义就是读者理解到的东西。没有革新，文本的理解理论确立不起来。

西方诠释学的主流是沿着文本理解的方法这一原则过来的。现代有很多种形态，即便施莱尔马赫说原意，他看的还是文本本身。

就坚持文本的理解的角度来说，艾米罗·贝蒂非常值得重视。他的著作我们一直没有翻译。他的《作为精神科学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800页）是方法论的经典。他坚持文本原意说，制定了“四个规则”（Kanno）：第一个规则是文本的自主性；第二个是文本意义的整体性；第三个是理解的现实性；第四个是诠释的意义符合。

第一个——文本的自主性最重要，是其他规则的基础。自主性（Autonomie），有的翻译成“自律性”，我倾向于“自主性”。“自主性”的意思是说，文本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的意义也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有客观意义，这个意义不依赖于作者，也不依赖于读者。文本的意义和作者也是切割开的。如果我是作者，我的文本写完了，对我来说就到此为止。它的意义在于你们去读、去分析，从文本语言的结构、历史语境等方面去分析它的意义。 像有些人自己在声明我想讲什么时，学术界有时候也不会认账。因为你说你想说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和我读你的文章读出来的意义不一样，我还是坚持认为你的意思不是你所宣称的那个意思。除非你重新写文章，做新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