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说最新的石峁遗址出来之后，它的发掘者也提出这个来，比如龙山时代至夏代，我们一个是夏，石峁离中原腹地已经有一定的距离了，跟夏有没有关系，有待于进一步地探究。而且龙山和夏不是同类项，像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夏的偏早阶段已经是属于龙山时代的一部分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用词的尴尬，一种窘境，所以我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石峁遗址现场会上，有一个发言，提出是否应该还是用考古学文化来做大的时间推论？比如我们要说龙山到二里头，这个是没有疑义的，当然我们的绝对年代还在摆动，但是二里头它的大的序列是没有疑义的，大家一说二里头都知道是这样。所以执行专家组组长王巍先生当即肯定了本人的建议。今后尤其是在边远地区，就中央来说，尤其在周边地区，如何用这样的概念这是个问题。

这样来我们看，主流观点是不是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主流观点不变吗？大家看1959年以后的20年到邹衡先生像一匹黑马杀出之前，整个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二里头三期之后是商，然后邹衡先生提出了二里头全为夏，后来90年代又形成了以邹衡先生观点为中心的共识，而现在又是龙山晚期加新砦加二里头等于夏的新共识。大家看看这种共识的相对性，还是希望大家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大家也一直生活在这样的话语系统里边，一让你谈谈对夏文化讨论的看法，你就会谈关于夏文化有几种看法。我跟诸位说，现在大家应该把许宏这样的观点也纳入这种探讨的范围内。如果那样的话，就是说所有的以前的论证完全是相同的认知，一个前提就是可知论，都是以夏王朝真实存在为前提，来论证具体的事件，然后至少他认为其中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属于信史。你认为是这条，我认为是这条，你认为这个都邑是亳，我认为那个都邑是亳而已，你们都是可知论。

在中国考古学界还有少数的像许宏这样的人，属于有条件的不可知论，但是以前的中国学界不屑于跟这种有条件的不可知论来论争，因为大部分是国外学者，被有些我们的前辈抨击为别有居心，贬低我们的悠久的丰富的传统文化，根本不值得一驳，没有一篇文章是严肃地来谈论理上的问题，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把它再上了一个层面。

然后大家知道90年代开始有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的研究一步一步地扎实深入，我们说取得了重要成果。大量的科技手段应用，碳14的测定，测50个跟测5个肯定不一样，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对不对？起码它还接近于历史真实，这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多学科合作，团队合作导致这种进展还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不可能有终结性的结论。我们断代工程的发起者是我们的原国务委员宋健，他是自然科学家，到了埃及卢克索，还是受刺激的，看了那么大那么多石刻的文字，人家都那么清楚，我们为什么不能那么清楚？我们能卡死纪年的东西非常非常早。所以我们从武王伐纣就开始摇摆，从武王伐纣开始就差112年，再往上大家加的都不一样，所以忽悠出个三四百年，这都是完全正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看？这问题就值得思考。好在我觉得值得欣喜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简本中都说我们这是提出最优解，而不是唯一解，这就是科学的态度。所以在《最早的中国》里边，我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看法也不过是一家的说法，现在可以这么说了，我觉得也是社会和学科的巨大进步，至少我们没有占领教科书，全部不准有其他的提法，这还有一个证明的过程。

在我们的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陈列中，没有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而是距今约21世纪到17世纪，又回到了像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那样偏于审慎的态度，但是海峡对岸我们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玉器大展，敬天格物的大展，醒目地以我们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为纲，这都完全可以理解，非常好的一种现象，就是研究的多元化。

实际上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不光是中国的文献说不清东西，或者有扭曲，请大家看看，进入文本这些东西跟实际情况也差大发了。就是说它其中有有意无意的这种拉伸、缩短、变形的东西都非常可以理解，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咱们来看看我们的问题。这样看来是不是可以说在我们的上古史和考古研究领域“定论”“正确”“错误”一类倾向于绝对定性的词，并不适用于早期历史与考古研究领域，是不是这样的？由于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传世文献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对早期中国纪年只能做粗略地把握。“疑则疑之”既出于不得已，也是一种科学态度。是不是这样？大体上就是这样一种认识。

我们考古学科的特点，我们的前辈有都有过分析，包括张忠培先生都极力强调考古学的局限性。我个人也说，跟大家一样，刚学考古专业的时候，志得意满，总觉得只有考古学能解决文献史学解决不了的东西，“天降大任于斯人”，但是现在作为考古学的老兵，就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考古学的局限性，反而想无论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学科，当他（它）意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时候，是不是说明他（它）倾向于成熟？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不是我们能干什么东西，而是我们不能做什么东西。所以说就是这样一种考虑。

大家看，由于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认知，我们非常愿意非常希望能证经补史。建筑史家在做宫殿复原的时候，由于考古学家那个时候说是商，而商是个重屋重檐的形式。而后来我们又说是夏了，大家看，屋顶随着考古学家的观点在变过来变过去，然后它要是商了，就是四个重屋重檐的，变夏了又成了单檐，这个非常有意思。等于说在当时的在地基以上的那些东西，完全是推论和假说，是一种估计，我们知道只是那张平面图。为什么说像前两天李济考古学奖学金颁奖，我们吉大的彭博同学的论文，我给了高度的评价？就在于有了这样的思考，等于说老师们带着年轻的学子越来越意识到什么是考古学的强项，让我们能从中发掘更多的信息。年轻的后生有这样的思考和这样的问题意识，我们意识到中国考古学的前途是光明的，这都是我们站在前辈肩膀上一点一点地思考，最终我们要走的是扬长避短的路，而不是扬短避长的路。

回到所谓夏，从文献上来说，断代工程给了一个大致的年数，如果从竹书纪年往上推，叠加的话，到公元前1994年。公元前2000年本来是跟中国人没有关系的一个元素，耶稣诞辰，但是有意思的是还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里边找过来找过去，至少我个人认为在这个王朝诞生传说地并无王朝气象，就是考古发现没法完全跟历史文献记载相吻合。所以本人就持另外一种话语系统。我们看断代工程，我们说有夏、商和周这样的划分，但我个人认为二里头几乎它都应该是广域王权国家的这样的遗存了，它应该是进入王朝时代了，但是它是夏还是商前期？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由于当时的文字没有发现。然后二里岗商前期，之所以没打问号，不是说已经铁定了它是商早期什么的，而是在中国考古学的划分法里面，二分法是前后分期，三分法是早中晚期分期，一般早中期包含在前期里边。二里岗可能是商早期可能商中期，如果你认为二里头是商的话，那么有些人就认为它是商中期，有不确定性，然后才开始进入可以说清楚的阶段。总体上来就是这两大假说。二里头究竟是夏还是商的一部分，有认识上的不同。

归根结底我们说要到理论和方法论层面来看，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一直存在着的两大话语系统，只有到了殷墟甲骨文出来，才能契合起来，变成一个话语系统。在这之前的无论二里岗、二里头、龙山、尧、舜、禹都只能是推论和假说，都具有不确定性，甚至高度的不确定性。由于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才导致我们强烈地呼吁这个应该用原史就是proto-history这个概念，否则从史前到历史，二里头属于什么？如果采用两分法的话，二里头肯定属于史前，因为史前、原史和历史本来就是根据文字和文书的材料的，与社会发展阶段没有关系，但是后来被泛用了。

关于中国“原史时代”的划分，有这么几个主要的观点。一开始我们是不认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里边的两分法，后来逐渐有三分法，但是非常不一样。石兴邦先生认为五帝是原史时期，从二里头开始那就已经进入历史时期了。李学勤先生他们都倾向于三代是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有文献资料，但是又不充分。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以殷墟和二里岗为限，只要当时的文字材料能够自证，它的族属身份基本上就进入历史时期了，因为再往后就基本上是一个材料多寡的问题了，它跟前面有一个本质的差别。当然这是一个动态的，完全可能随着文字的材料的发现，导致它有所改变。

三代考古刚才说是模糊的上限，现在说是模糊的空间外延。我们最底下有个标题叫“三代考古等于王朝中心区加周边区域”。这是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起源新论》后边的一个图。三代本来说是三个王朝，它的地域非常狭小，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三代及三代考古是个什么概念呢？50年代商周考古课程的内容尽管受当时发现的限制，只谈中原王朝的发现研究，但是它是名实相符的。再往后，由于考古材料的丰富，导致从60年代开始就增加了“商周时期边区青铜时代”的部分，商周考古又开始增加了更多的周边地区的发现研究。然后一直到井中伟、王立新老师编的《夏商周考古学》，也有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更为丰富。《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曾经把新疆也放进去了，但是后来由于本来是想把它放在《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就暂时没放，后来《两周卷》也没放，但是当时据高伟先生他们说是已经都写好这部分，也就是新疆都属于三代考古的研究范畴，已经开始向外边扩展了。而张光直先生是代表西方考古学界，他还是按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文明划分，但是在中国考古学界没有这样的区分。

这些解读，包括像《夏商周考古学》里边说“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这中原地区，而且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要》里边明确指出“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现今中国境内”，这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表述。

这样我们就提出一些疑问，就是三代文明等于夏商周王朝文明等于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又等于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或者说等于现中国境内所有的文化遗存吗？所有现在中国境内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吗？三星堆、吴城、马桥、夏家店下层、朱开沟、齐家、四坝甚至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都属于三代文明吗？所有夏商周时期的考古文化，有些根本没有见青铜遗迹、青铜遗存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吗？有这样的疑问。我在《南方文物》2014年第一期，作为三代文明专栏的主持人，写了一个开栏语，今天讲的内容有一个详细的展开，包括一些出处，可以在这上面能找到。

如果我们再总括一下的话，如果说中国夏商周考古学的大家时代是邹衡时代的话，那么邹衡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说是王统的考古学？大家看看邹衡先生自己说的，还有罗泰先生对这本书的一个概括和评述，都是围绕着中原王朝文明来展开的。我们再看看学者的观点，唐际根老师的这个话。我们要历史地看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那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必要的发展进程，我们的发掘水平、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