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原史时代与后大家时代——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纵横谈(四)
我举个例子,我在1989年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第四期结业之后给栾丰实老师当助手,带学生发掘邹平丁公遗址,由于我从考古领队培训班回来,带回来最新的田野操作规程理念,栾老师就委托我在工地讲田野考古,在那个时候我给大家讲的是当时中国考古学最新的理念和做法,讲在收集遗物的时候,探方里除了土什么都要。除了土什么都要,因为你不敢把一些你认为没有人工遗迹的石头扔掉。大家认为土是没有用的东西,但是现在土对我们来说太重要,植物浮选大量的信息在土里边,所以中国考古学的长足进步是值得我们欣慰的,也在不断地进步。我们看前边这个应该是历史地看,是这样一个考虑。
这样一来隆重推出赵辉先生这句话,他说:“此前阶段,若干权威大家设计好方法,由整个学科共同使用的情况,恐怕再也不会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2003年说的,那个时候学者就在反思,进入新世纪,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属于大家时代和即将到来的后大家时代,我们正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最后的一个大的议题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走,如果说王统的考古学对于王统的文献学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的话,再往前,后王统考古学我们应该怎么走?我觉得应该从中国青铜时代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实际上我们学者已经开始这样的探索了。李伯谦先生这本文集,他在前言中就说本来当年已经申请了8000块钱的经费,准备着手写一部建构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的这样一本专著,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章,只能把自己这一篇大的论文,加上一些具体研究的论文,组成一个文集。他就已经开始做这样的思考。孙华老师后来在北大上课多年,他在《考古学研究》第五辑里边,有一个长篇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文化几个问题这样的论文,相当厚重,又提出了一些大的问题来,但是到目前为止非常遗憾,我们还没有看到一部综述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的专著,这是我们期待的。
像李伯谦先生在他论文中这样的研究,我觉得今后应该加强这样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大量的研究,不光是我们在座的大家,博士生、硕士生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了,甚至国外的学者也已经开始做这样的工作了,已经开始往一个新的阶段迈进了。像这样的时空框架表,我们在随时更新,无论是测年还是各个文化相互关系。中原龙山和二里头这个框架一动,新砦和二里头这个框架一动,总体上压缩,往后减200年,整个伤筋动骨。这样一来如果马桥和齐家我们还用老数据的话,完全没有可比性,那就是关公和秦琼的关系了。但实际上它必须都是建立在同一种系列测年框架之下的,所以说需要做大量工作。我们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有些人就呼吁,应该花大力气先把这个年代框架建构起来,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否则无从谈起,因为太突出了。西北地区跟二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只有搞清楚它的相对细节,我们才能谈文化交流、传播这些事。
在这个基础上,我个人在那篇开栏语中提出了五个问题,希望能引发大家的思考,当然都是一些偏大的问题,比如这其中有对于一些具体的文化遗存的研究,比如某某圈,比如吉大老师就是从大石棚、石棺墓、铜釜、青铜礼器,任何东西的专题研究,都有益于今后整个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建构,像现在个案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了。但是特别希望大家今后能进一步参与其中,按照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
然后我们个人也在做这样的探讨,比如说如果说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对于“中原中心说”是一种否定的话,当然相对来说是一种否定之否定中的第一否定,那么在区系类型框架下提出的“新中原中心论”,就是否定之否定。是不是?完全不提周边只提中原到基本上等重的区系类型,到多元视角下的中原中心或者多元一体,这个就是一种新的建构。而且中原中心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个人也有研究性论文,在杨铭先生、赵辉先生他们基础上又有不同的思考,今天就不做进一步地展开了。
我们在发掘二里头的同时,还做区域系统调查整个伊洛河流域,我们二里头考古队和刘莉与陈星灿老师带领的中外联合考古队所做的这些工作,使得我们逐渐对中原文明核心地区的聚落形态、发展状况简明了,这些都是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今年大家都等待已久的二里头报告要出版,正式定名《二里头(1999-2006)》,这我接手二里头之后的这几年的工作报告,大概五本到六本,270万字,预计定价2000块钱。但是还是希望尽可能地把更多的信息提供出来,除了考古之外,像这样的分析都跟进。
在这基础上,实际上还是再探讨一下,我们暂时先不过多地纠缠夏商这种认知下,从资源控制和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角度来做这方面的探索。这个是《发现中国》金豆豆秘书长,他们出的形势课,《发现中国》杂志给我约了篇文章,他们做的这个图,我在二里头他在北京,箭头的双向箭头,各种东西的表述,我觉得这个图虽然是卡通性的,但是具有学术性,显现一定的学术思想的东西。我们就在QQ上,然后他改完之后,我说这还不行,得再稍微动一动,那个地方还得再加一下,这地方减一下,做了这样的图。
刚才宫本一夫先生书里边有这样的图,在座的段天璟老师,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有二里头一到四期的文化分布态势图,今后这样的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从一个更宏观这个角度来,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拓展我们的视野。
刚才说可以卡死王朝归属的东西只是殷墟,现在看来大家说二里岗肯定是商,这是我们前辈的推断,但是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无论是政治态势、聚落形态的分布还是具体的一些考古学遗存,二里岗和殷墟之间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异。所以说冈村秀典先生那本书尽管以夏王朝来命名,但是冈村秀典先生在提到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时候,管它们叫偃师城和郑州城,我觉得从考古学本位这个角度来讲是合适的。考古学上完全证明了两大时期的人群是同一个人群吗?一个人群随着时代推移变得面目全非的多的是。比如滕铭予老师这种关于秦文化的研究,秦早和秦晚。比如我们现在的瓜皮帽、皮袄、长袍、马褂跟我们的祖先相比。我说一个假设,如果整个东亚地区成为废墟,考古学家来发掘的时候,发掘出我们来,他如果要按照我们的思路,会说要整个中国已经被西方占领了,因为他穿的全是西方的衣服。所以说我们结论的相对性甚至危险性,是要高度警惕的。所以考古学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能说到什么程度,没法说清什么问题,所以一直希望跟大家探讨。
从这意义上看,无论如何那个时候青铜及其冶炼技术进来了,最初的蛛丝马迹到了二里头最早的代表中国青铜时代特色的礼容器这批东西出来,还是相对突兀的。怎么出来的有多种推想,这个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就不多说了。眼界进一步放宽的话,中国文化是不是就是“吃喝”文化?早期的礼器,酒器,无论是鼎、爵、觚、斝这套东西,还是跟它邻近的,我下边说是“饰用”文化,装饰品和日常用器,一个是齐家的,一个天山北麓的这些,更不用说中亚地区的。中国青铜文化,即便受到外界的刺激和影响,可能也是“蛹变蝶”。这套中国特色这种东西应该是在中原,吸纳了外来的因素,然后它自己又发酵,比如说源远流长的模制陶器的技术,礼制的内在需求,像这样的东西催生出了一个新的文化。
这张图是近年来我认为是能展现我的文明观的,我不认可单线进化论的那种解释模式,认为在中国上古史中如果做大的阶段划分的话,如果说二里头是最早的王朝文明的话,就有一个前王朝时代的问题,如果是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的话,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前中国时代,中国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狭义的政治实体,有可能做无限制的上溯吗?我说中华文明5000年和3700年不矛盾,我也已经举了这个例子,有同学可能已经看到了,如果说许宏老师说的他是婴儿的呱呱坠地,就是二里头出来了,你说他更早,你完全可以说婴儿在母腹中成形,作为他的出现标志,你也可以说精子和卵子碰撞那一刹那,你也可以说父方和母方结婚甚至恋爱,你也可以说父方母方单独的出生,就是后来婴儿出生的前提,但如果那样的话到了旧石器时代,你就把中国给放进旧石器时代了,你探这个源,就是这样的一种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在是欧亚大陆可能的青铜文化影响,画了个虚线,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有许多环节需要补充。而良渚和陶寺都应该是在前王朝、前中国时代,基本上走完了自己完整生命史的政治实体,等于他们有自己完整的政治实体,以后的华夏文明对它们也就是扬弃。等于就是这样一种概念,如果说从多元到一体的话,二里头就是从多元到一体的这样一个大的节点。
像刘莉和陈星灿老师这样的关于资源的研究,就是借鉴西方的这种研究方法,还是行之有效。由于材料的各方面的局限性,今后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究,整个社会结构是怎样的,这叫“何以中国”。为什么或者是这一个怎样的进程,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出来了,要做这样的探究。我也特别愿意用这张图,这是统一比例尺的。日本学者特别愿意用这样的方法,如果跟你说具体数字的话,你就死记硬背,殷墟36平方千米,二里头3平方千米,你没有一个概念,你看相同比例尺,你再来看。严文明先生指出,中国的史前时代进步相当缓慢,但是从公元前两千纪的初叶,开始有一个大提速的阶段,而到二里头那个地方是一个大的节点,发生了什么?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待于大家要进一步地探究。为什么我们注重都邑?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如果我们总光看最基本的村落的话,是没法探究出它的发展进程的,所以特别希望今后大家能按照这样的研究思路进行探究。
我也特别推崇童恩正先生半月形地带的研究,今后应该多做这样的整合性的研究。大家也非常熟悉以色列学者吉迪教授,跟吉林大学有良好亲密的这种合作关系,作为外国学者,把视野放大到整个北疆,甚至更远的欧亚内陆。这个大概是郭物博士论文中的图,就等于说整个中国的发展根本不是孤立的,有许多东西是至少整个欧亚大陆是在互动,这些都是一个大范围的动态的过程,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链条而已,这个非常复杂。前一阵在微博上我也特别推崇杨建华老师多年的研究,感谢他的研究,让我们这些英语不大好的这些学者,可以通过读杨老师的文献来了解,做比较文明史的研究,从而加深我们对自己的中国考古学认识的深度。
然后我们也要提文明这种概念,我定要在比较的基础上来提,就是什么是文明?青铜器和冶铸技术什么时候兴起的?车马都是哪个地方最先发明的?什么时候传到我们这来的?一切小麦、绵羊、金属,一切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说龙山已经进入了文明时期了,我们就要跟其他的文明发祥地比一比,我们这些东西,如果人家看的话,是不是能上升到civilization(文明)这样一个概念。种种的一些东西,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放宽视野。好在我一直强调我们这代人是过渡型的,我们是过渡型的学者,考古学的未来以后属于大家,如果要在理念上能给大家稍微的启迪,我觉得就感到非常欣慰了。现在的全球通史上整个偏早再往东,现在还有些线条,有些推断性的一些文化动态这种表示,但是还是偏于粗疏,就是我们的研究,还没有被国际英文学界、英文学术圈接受、放到整个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边去,所以这都是任重道远的事。
正好到了一个半小时,我特别希望能有时间跟大家互动一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天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课程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许宏研究员,以“三代、原史时代与后大家时代——青铜时代考古纵横谈”为主题展开了演讲,带领大家领略了考古学的思辨之美。
首先,许宏研究员介绍了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特色,指出上古史叙述的三大话语系统,即文献本位、整合模式和考古本位。紧接着,他介绍了跟考古学相关的探索历程,并指出国内外学者对夏和商持有的不同态度。
接着,许宏研究员对夏文化和夏商分界的问题探究进行了介绍,包括“夏”和“夏商分界”问题的学术史回顾、“夏文化”的定义及论争,也说明了早期中国纪年不确切的原因并引申出对一些相关的问题思考。
然后,许宏研究员指出三代考古不仅是时间上限模糊,在空间外延上也是模糊的,对三代文明的范围界定也是存在疑问的,同时也提出“三代考古是否等于王统的考古学”等思辨性的问题并进行了反思。
最后,许宏研究员提到后王统考古学的走向,是要从中国青铜时代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要构建一个东亚大陆青铜文化的宏观体系,中国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至少跟整个欧亚大陆是在互动的,欧亚大陆对青铜文化有影响。所以,许宏研究员希望大家放宽视野、积极努力,把中国的研究放到整个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去。
(视频拍摄于2014年)
- 中国考古学的阶段是如何划分的?
- 上古史叙述的三大话语系统是什么?
- 王国维先生与考古学
- 学者们如何理解“二重证据法”?
- 20世纪50年代是怎样奠定了一个中国特色考古学阶段划分框架的基础的?
- 国内外学者对夏和商持何种态度?
- 为什么说2003年是日本夏王朝肯定论的转型年?
- 关于夏代,历史上有哪些解读?
- 关于“夏”的学术史回顾
- 哪种方式曾是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研究的认识前提?
- 夏鼐先生对夏商分界有何看法?
- 许宏先生如何解读夏鼐先生关于夏文化的观点?
- 考古学者如何定义“夏文化”?
- 中国学者是对夏代的存在有怎样的共同信念?
- 罗泰教授将邹衡先生的研究分成哪两大部分?
- 关于夏代的“主流观点”是怎样变化的?
- 为什么中国早期的纪年不确切?
- 许宏先生对二里头的认识是怎样的?
- 关于中国原史时代划分有哪几个主要观点?
- 三代考古的空间外延怎样扩大的?
- 关于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目前学者们有哪些探索?
-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目前有哪些探讨?
- 为什么说考古学具有局限性?
- 中国青铜文化的来源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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