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问题是文学研究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现在书越来越多，而耐心读书的人是越来越少。我是1977级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北京曾经有一段特别令人振奋的场面，王府井书店，彻夜排队买书。当时把老书重新再版，比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杰克·伦敦等人的书，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能读书，不能卖这些书。我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喜欢文学，因为要下乡要插队，我要当个作家、当个诗人。在农村只能读鲁迅、读浩然。我曾经读过《子夜》，读得没头没尾，把它当作黄色小说来读。

粉碎“四人帮”之后，那阵儿读书如饥似渴。1977、1978、1979三届大学生，好读书是共性，因为十年没书可读。但是现在书多到读不完。我刚参加中国图书政府奖评审，出版署署长说我们今年有41万种书。美国19万种。我们是当之无愧的全球老大。但是这41万种书有多少文化精华，能够被历史检验，大家心里有笔账。我们每天在炮制无数的著作，但是有多少书能保存下来？写书的人在书出版之前就过世了，因为有些书拿钱买书号，现在只要有钱就可以出书。过去说一个人著作等身，现在等身很容易。《文学遗产》曾经发过一个苏州大学的钱仲联先生的照片。钱先生个很矮，大概1.5米。他的著作有《清诗纪事》（精装本22册）、《剑南诗稿》（8本）、《鲍参军集》等，确实著作等身。

他是实实在在的著作，现在谁都写书，《日子》《月子》《村长》《乡长》都可以写。读书人写书不光荣、不自豪了。1984年姜亮夫先生已经八十周岁了，出版了30多种书。他说自己的学问不能弄的太宽了，要收摊了，收四个方面：文史历史类、语言类、敦煌类、楚辞学。那个时候发表一篇文章都了不起，何况能够写这么多书。现在动辄都是大部头，一堆一堆地印。写书的人给谁用？形象工程，给自己用。在座很多研究生为了写论文，顶多把老师的书拿来翻一翻。这个书有多少学术价值，为社会增添了多少文化财富？不仅不能增加财富，是增加垃圾。如果每天在制造垃圾，为什么还要写？为什么还要不断地自欺欺人，浪费着自己的生命，浪费着国家的财产，制造垃圾。这个真要想一想，我们做学问，为什么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