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强调国际化太过了，不是国际化不重要。15年前，我曾经有机会到国外访问，在美国待过一年。那个时候我自以为学问是中国的，中国的学问当然是中国人做得最好。我回来也曾经写过一系列文章，介绍美国的汉学研究，也结合我的博士论文，写过一篇《别求新声于异邦》，专门介绍海外研究的成果。当时我确确实实受刺激，因为我在文学所工作，有一天来了一个德国人，他买过期的《文学遗产》，他搞魏晋玄学，那时候我也做魏晋南北朝文学，我觉得找到了共同点。他突然说“我们学问做得比你们好”，当时我有点不解，不知道他不会说中国话，还是真的不了解中国学问。我想我自己学问不好，但是我自己的老师曹道衡先生可以。曹道衡先生学问一般，他的老师余冠英先生、游国恩先生还可以。文学所的古代史，钱钟书、孙楷第、俞平伯都是一代宗师。他怎么会口出狂言？但是事实证明不是他错，是我错。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没有开放，只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小学问，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外面的世界太大，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以为我们是中国人，读得懂祖宗的书，学问一定做得比别人好。有句老话，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外面看，可能比在里头看更清楚。

我到美国去了以后，发现确实有非常优秀的学者，所以后来写了那篇介绍美国汉学研究的文章。去年北外出了一本书《北美中国学研究论文集》（《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其中一篇介绍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又提到了15年前我写的文章，说尽管过去了15年，但基本情况还是成立的。具体结论，他们怎么得出来的，我们为什么得不出来？因为我们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学术训练不够。

但是现在变调了，动辄唯洋人马首是瞻。有钱了，做什么事都以搞国际化为荣，教授要想晋升，必须到国外生活半年。搞科技的有必要，我们承认科技不如人；但是搞文史的为什么一定要到洋人的国家学洋文，然后回来才有资格升教授。到国外生活半年、三个月就是不一样，但是把它作为一个标准，这叫自我矮化。

余英时在海外生活了多年，也是一个重要学者。他说：“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用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作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个说法有点像现在做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和课题，只是翻资料，没有认认真真地读资料。只是找为我所用的东西，表面化，匠气化，自我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