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一些学者自命为文化精英，躲进书斋，沉湎于个人的研究想象，故作高深，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现在的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有多少人在看。我们实际上被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被社会所抛弃。这个问题挺严重的。以为自己是专家，又拿不出专家的东西，又被社会所看不起。文学所在国内名望很高，地位很高，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是因为我们的前辈。文学所1953年成立，今年正好60年。郑振铎与何其芳为了编几部名著选本，请王伯祥编《史记选》；请俞平伯编《诗经选》；请钱锺书编《宋诗选注》。钱锺书经常自嘲，因为编了《宋诗选注》，永远告别了外国文学，留在了文学所的古典组。他是学西洋文学的，但最有成就的是古典。这些如雷贯耳的一代宗师，留给世人的著作，虽然有其他高深的著作，但获得巨大声誉的是普及读物，比如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诗经选》《三曹诗选》《乐府诗集》；俞平伯的《唐宋词简（选）释》；钱锺书的《宋诗选》，钱锺书坚决不要“注”字，他说“我要自己选，我要自己注，我的特点在选不在注”。

这些学者或者文学所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大的社会声誉，跟他们对文化的真心普及直接相关。而今天有多少人愿意做这种文化普及工作？我也不愿意做。我们已经形成一种惯例，文化普及的选本、注本不是学问，评职称没用。我们认为一个个谁也不看的砖头是学问，这个倾向确实太严重了。现在编书容易，写书容易，全部电子化，查资料容易。所以“躲进书斋”，是当今最大的问题，它可能更糟糕，是将来中国文学学科逐渐萎缩、逐渐被社会所抛弃的最大隐患。学术脱离现实，脱离社会，是没有生命的。尤其是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离不开人，离不开社会，不管怎么标榜高深，这都是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