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这么些书，写这么多文章，目的是什么？我曾经对这个问题有过三个不同的阶段理解。1982年大学毕业时，24岁，分到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还是工科大学，清华的古籍图书全部被封存。我当时决心把自己献身于中国文学，不过问任何政治一头扎到书堆里，每天弄得浑身是土，因为那书都没人翻。老师就问我：“小刘，你这人不呆不傻，干嘛鼓捣这些破烂东西。”那时候我会理直气壮地说：“传统文化总得有人干嘛。”我还挺神气。

又过了一些年，我觉得这话挺空的，挺无聊的。我喜欢，没有理由。但是现在我发现说空话不行，说喜欢也不对，做学问总得有一个基本目的。前年我突然找到了第三个目的，我看段玉裁和顾千里清代两个大学问家打架，打得一塌糊涂，如泼妇骂街。一个70多岁的老翁，学坛霸主，一个40来岁，年轻气盛、势头正盛，两个人过去是执弟子礼。两个人就因为一个字，就是《周礼》当中有一句话，学校在西郊还是在四郊，“西”和“四”两个字非常接近。如果建立在西郊，就是一个学校，或者两个学校在西边；如果四郊就是四周都有。两个人一开始还很客气，弟子也很客气，最后俩人为这一个字写了四五万字。有好事者把两个人论证的材料编成一本书，另有好事者觉得对这两个人名气不好，把这书毁了。最后张舜徽先生在《清人文集别录》说这两个人真的有失学术的尊严，如泼妇骂街。

现在的古书拍卖很时髦，如果哪个上市场有顾批黄校，书是价值连城。可见他地位多高，但是当时顾千里没有地位，很穷。看他的《思适斋集》，年轻的时候给人打工。段玉裁也给人打工，后来打到名家以后，把他的位置让给了顾千里，就在今天的诂经精舍，在杭州，给阮元做十三年校勘。本来是好朋友，最后因为一个字分开了。这倒不是意气之争。张舜徽先生以为这是意气之争，我觉得背后是学术理念之争。

为什么做学术？顾千里说中国的古书毁毁在一代一代的整理，所以他提出一个很著名的口号，对古书的整理，要“不校之校”。就是不能搞校勘，不能轻易改动古书的一个字。这是一种学术理念。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在搞校勘学，要选一个底本，这底本不能改一个字，错也得认，可以出校，但不能改，这叫不校之校，保证古书的原貌。

段玉裁、王念孙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观点。段玉裁《与同志论校勘书》（《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说校书，校异同为易。两本书摆在一起，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很容易。但定是非为难，定底本是非尤难，最难的是定作者的是非，这就不是校勘学，要追究作者为什么要选这个字，而不选这个字。顾千里的校勘整理古籍只是为了还原历史，段玉裁是为了要解释历史，深入历史内部。

20世纪以来这些第一流的学问家，钱玄同、陈独秀、鲁迅、顾颉刚这批人，都在解释和追寻历史。用陈寅恪给冯友兰写的那句话，对古人抱有理解的同情。要理解他，要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古人的身上，这就是做学问的一种根本方式。

做学问，尤其是文史学问，最终是追究历史人物的思想，回答自己内心的困惑。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是研究自己，这是第三个对历史目的的理解。学问有高低之别，这才是好的学问。但是这又不是最重要的。

我最近又提到了第四个目的，“超出个人”的目的。

今天为什么没有涌现出大批的一流学者？30年来最好的时代，读书这么好，却出现不了大学问家。三四十年代我们到李庄，当年的中研院在四川宜宾的李庄，环境很恶劣，梁思成、林徽因在那李庄那个地方，还有现在台湾地区的11所，培养出来一大批的学问家。林徽因躺在床上，说如果日本鬼子再打过来，她就只能跳江而死，因为她当时已经有严重的病。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这批学者真的在做学问，为祖国抢救学问。

现在的西南联大还保留着一些遗址，也是培养出了一大批学者，中国两个华人诺贝尔学者都从那里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所有第一流的学问家都是这两个地方出来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成就如此辉煌，最重要的他们的思想境界。现在思想境界有问题，真不是方法问题。80年代有方法热，新方法、老方法，新三论、老三论，到90年代借鉴了各种方法。方法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还要靠研究者自身的思想境界。我们太关注自己，学问真的脱离了社会，脱离了大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30年代，像姜亮夫先生，我的老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非常痛苦，他就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了？他关心的是民族性问题，民族性格的问题。在1931年发表了《殷周氏族考》（1933年《殷夏民族考》），第一次提出了华夏民族以龙为图腾的观念。龙图腾已经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华民族的象征。

学问做到这一步应当是有意义的。冼星海，当年正在海外留学，知道国内发生战争之后，回到国内，投身到抗日战争，创作出了那么多的歌曲。延安当时的那批革命家，都是当时全中国最聪明的一批学者，最聪明的一批年轻人。到了延安，在那个条件下涌现出了多少学问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个领域涌现了一大批学者。除了大后方四川、西南联大、延安，几个大部队汇总到了当时的新中国，构成了当时新中国一大批的知识分子的主干。不论是哪个地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论是国统区的还是解放区的，都是以家族观念为第一追求，而不是追求个人的狭小小利。我们研究文学史，不仅仅是为了乐趣，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继承传统文化，也不仅仅是解释人本身的困惑，更重要的是为现实社会服务。顾炎武说，文章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这才是我们做学问的最大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