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又提到了第四个目的，“超出个人”的目的。

今天为什么没有涌现出大批的一流学者？30年来最好的时代，读书这么好，却出现不了大学问家。三四十年代我们到李庄，当年的中研院在四川宜宾的李庄，环境很恶劣，梁思成、林徽因在那李庄那个地方，还有现在台湾地区的11所，培养出来一大批的学问家。林徽因躺在床上，说如果日本鬼子再打过来，她就只能跳江而死，因为她当时已经有严重的病。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这批学者真的在做学问，为祖国抢救学问。

现在的西南联大还保留着一些遗址，也是培养出了一大批学者，中国两个华人诺贝尔学者都从那里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所有第一流的学问家都是这两个地方出来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成就如此辉煌，最重要的他们的思想境界。现在思想境界有问题，真不是方法问题。80年代有方法热，新方法、老方法，新三论、老三论，到90年代借鉴了各种方法。方法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还要靠研究者自身的思想境界。我们太关注自己，学问真的脱离了社会，脱离了大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30年代，像姜亮夫先生，我的老师，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非常痛苦，他就想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了？他关心的是民族性问题，民族性格的问题。在1931年发表了《殷周氏族考》（1933年《殷夏民族考》），第一次提出了华夏民族以龙为图腾的观念。龙图腾已经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华民族的象征。

学问做到这一步应当是有意义的。冼星海，当年正在海外留学，知道国内发生战争之后，回到国内，投身到抗日战争，创作出了那么多的歌曲。延安当时的那批革命家，都是当时全中国最聪明的一批学者，最聪明的一批年轻人。到了延安，在那个条件下涌现出了多少学问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个领域涌现了一大批学者。除了大后方四川、西南联大、延安，几个大部队汇总到了当时的新中国，构成了当时新中国一大批的知识分子的主干。不论是哪个地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论是国统区的还是解放区的，都是以家族观念为第一追求，而不是追求个人的狭小小利。我们研究文学史，不仅仅是为了乐趣，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继承传统文化，也不仅仅是解释人本身的困惑，更重要的是为现实社会服务。顾炎武说，文章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这才是我们做学问的最大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