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跃进，有个电影叫《我叫刘跃进》。我去电影院之前，暗想应该做一个博客，博客的名字叫《我真的叫刘跃进》。等进了电影院，我发现电影里的人物跟我不一样，但讲的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我是1958年的幸运者，我的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无一例外全部下岗，或者被买断工龄。我们都是农村下乡出来的，考上大学算是比较幸运的。电影里讲了一个进城打工的小人物，在各种矛盾是非当中的无奈和可怜。我觉得挺可怜的，但确实跟我的生活差得比较远，所以没用这个博客名字。但由于这个电影，我出了大名，本来文学所名气最大的是前任老所长杨毅，他在博客、网络的点击量是几万条，现在“刘跃进”有几十万条，也算是名人效应。

今天我讲文学史的途径和意义，估计很多同学不一定有兴趣，但大家对文学有兴趣。对文学有兴趣的，第一件事要问自己：什么叫文学？对文学研究有兴趣的，第一件事要问自己：我们为什么研究文学？

什么叫文学？文学过去似乎都很懂，但现在都不懂了。比如中国文学史，古代唐诗、宋词，近代、现代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我们都熟悉。但最近30年变化太大了。比如什么是诗，在座的可能都喜欢写诗，我也做过诗人的梦想，也写过诗，但没有发表过。我觉得自己挺有诗才的，但后来发现自己读不懂诗。早期的诗还行，歌功颂德的诗会读，拨乱反正时期的伤痕文学诗，像白桦的诗，也喜欢读，但朦胧诗就读不懂了，比如北岛的《生活》，诗就一个字“网”，这叫不叫诗？跟原来的文学观念完全不一样。诗，应该有格律，有节奏，有情感。可是北岛的《生活》，没节奏，没格律，没情感。说它不是诗，但它确实又有诗的韵味。因为人就是生活在网络当中，就像马克思给人的定义，“人是一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离群索居，一定是要合群的动物。曾经有人做实验，把一个人扔到荒岛上，一个月不与外界有任何来往，时间久了受不了要发疯。人是合群的，人就生活在网中。很多人都说我愿意标榜高档，能够独居隐逸，但都做不到的。

现在的网络文学、手机文学，过去不被视为文学的，将来一定会蔚为大观。就像当年词刚兴起的时候，很多文人看不起，包括早期白居易写的诗，一至九言诗，从一个字到九个字，鲍照写的数字诗，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全是文字游戏堆积出来的。很多人觉得它不是诗，但后来变成了宋词。今天的网络文学、手机文学是不是将来也成为一种新的媒体、新的文学形式，真的说不准，尽管现在评奖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会评它。文学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已经不再看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包括获得主流媒体认可的文学，大家未必感兴趣，感兴趣的可能正是手机文学、网络文学。

为什么要研究文学？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研究文学史是为了还原历史，走进历史的场景。历史能否被还原？我曾经梦想过，历史是可以还原的，但实际证明历史是不能被还原的。比如两个人打架，公开矛盾，甲说甲有理，乙说乙有理，第三方去调解。当第三方第二天想陈述这段历史事实的时候，肯定是从自己的角度陈述，貌似公正，舍去了很多细节，抓住了主要的东西。但他的陈述又不一样，一个简单的事情可能有三种意见，这三种意见还是昨天发生的，但不一定能够真实还原昨天的场景，除非有摄像录下来，可能还真实。100年前、1000年前、5000年前的东西更不能还原，还原历史是一种靠不住的说法。

第二种是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还原历史，是为了说明今天，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历史确实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历史，或者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但如果随意推广，使历史变成任人打扮的东西，那历史还靠得住吗，还信得过吗？

研究文学史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是现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面临的困境，或者说整个文史研究面临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无数次变化，在学术研究、学术方法上经过了无数的探讨。到今天，突然发现无路可走，走老路不行，走新路走不通。现在文学史研究或整个学术研究走到了十字路口，出现了许多怪现象。

第一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成了“学位体”和“项目体”的产物。据权威部门统计，现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有3万人。我是77级恢复高考第一批学生，我们无一例外都是从“项目体”和“学位体”出来的。从学士、硕士、博士，所有的操作都是一样的，为了写一个题目，跟老师谈一谈，老师根据你的喜好、情况给你出个题目，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凑点题目。走到工作岗位之后，就开始有课题了。我比较幸运，本科毕业分到清华教书，那个时候没有课题，到1986年读硕士就进入项目，一直到现在愈演愈烈。人没有项目，就是没有成绩，没有项目不能评教授。我现在该得该追该有的都有了，从文学所一级到社科院院一级，到国家青年项目、一般项目、重大项目、重大招标项目都有。我们这些人不断地被项目推着往前走，三年一个项目，很难有五年到十年的。但一生最有效的、最好的工作年限是30年。清华有一句口号，叫“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很多博士生二十八九岁毕业，30年工作到60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就要干到80岁。但最好的年华30年，从一开始步入这个领域，就不断地被项目追着走，哪有时间读书？

搞人文学科、人文科学研究，首先要有人文情怀，要有人的情感。但现在的学术越来越匠气，这是很大的问题。不光是学生，教授也是这样。用一个比较刻薄的话叫平面地克隆自己，越做越表面化。在座的智商都不低，中间有个别的天才，但天才绝对是少数。我们每一个人按照现在的文学史常识，按照我们的智商、理论修养，从先秦做到当代，写点文章一点问题没有。现在很多人很自负很自豪，我的文章从先秦一直写到当代，在座的每一个人只要稍花一点精力都可以写。写的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因为这种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做出来。

第二问题是文学研究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现在书越来越多，而耐心读书的人是越来越少。我是1977级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当时北京曾经有一段特别令人振奋的场面，王府井书店，彻夜排队买书。当时把老书重新再版，比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杰克·伦敦等人的书，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能读书，不能卖这些书。我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喜欢文学，因为要下乡要插队，我要当个作家、当个诗人。在农村只能读鲁迅、读浩然。我曾经读过《子夜》，读得没头没尾，把它当作黄色小说来读。

粉碎“四人帮”之后，那阵儿读书如饥似渴。1977、1978、1979三届大学生，好读书是共性，因为十年没书可读。但是现在书多到读不完。我刚参加中国图书政府奖评审，出版署署长说我们今年有41万种书。美国19万种。我们是当之无愧的全球老大。但是这41万种书有多少文化精华，能够被历史检验，大家心里有笔账。我们每天在炮制无数的著作，但是有多少书能保存下来？写书的人在书出版之前就过世了，因为有些书拿钱买书号，现在只要有钱就可以出书。过去说一个人著作等身，现在等身很容易。《文学遗产》曾经发过一个苏州大学的钱仲联先生的照片。钱先生个很矮，大概1.5米。他的著作有《清诗纪事》（精装本22册）、《剑南诗稿》（8本）、《鲍参军集》等，确实著作等身。

他是实实在在的著作，现在谁都写书，《日子》《月子》《村长》《乡长》都可以写。读书人写书不光荣、不自豪了。1984年姜亮夫先生已经八十周岁了，出版了30多种书。他说自己的学问不能弄的太宽了，要收摊了，收四个方面：文史历史类、语言类、敦煌类、楚辞学。那个时候发表一篇文章都了不起，何况能够写这么多书。现在动辄都是大部头，一堆一堆地印。写书的人给谁用？形象工程，给自己用。在座很多研究生为了写论文，顶多把老师的书拿来翻一翻。这个书有多少学术价值，为社会增添了多少文化财富？不仅不能增加财富，是增加垃圾。如果每天在制造垃圾，为什么还要写？为什么还要不断地自欺欺人，浪费着自己的生命，浪费着国家的财产，制造垃圾。这个真要想一想，我们做学问，为什么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