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究竟在什么地方。以“乐”为中心，三日的行程画一个圈，去找，哪个地方合适。往北近海，不合适。往东没有叫作“商”的。往南有个“鄣”，往西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它是征人方，所以“商”肯定是在山东，古济水以东才合理，不可能渡过古济水跑到以西地方，在河北、河南这些地方去找。

《左传》庄公三十年，说“秋七月，齐人降鄣”。杜注说：“鄣，纪附庸国，东平无盐县东北有鄣城，小国孤危，不能自固，盖齐遥以兵威胁使降附”。地望在曲阜以北，汾水流域，宁阳县，现在的宁阳县附近。《左传》庄公三十年说“夏，次于成”，夏天在“成”驻扎，杜注说为什么要在那驻扎？齐国要迫使“鄣”投降，所以鲁国在“成”防备，说明“鄣”和“成”非常近。太远了不需要防备。“鄣”就是“商”，“商”和“成”非常近，周初经文当中也有相应的证据。从地名组的关系，而不是单个地名来卡，会更准确。西周初期小臣单觯铭文里，“克商”，“次于成”，“在成师”，在“成”驻扎。这件器物是西周成王时期的。“克商”，克完商之后再“成师”，师字读作“cì”。于是周公赏赐给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这是周公东征有关系，这是商盖有关系。

甲地和乙地是一天的行程，乙地和丙地三天的行程，到底多少里不好说。先秦时期的马车每天的速度大概是多少？古人有自己的记载，说“师行三十里”，一天三十里，但先秦时期的“里”和现在的“里”不是一回事。我们没有参考资料去推算。北大简里关于“里”字方面的算术书或许以后能提供帮助，但现在还没有公布，不太会算。宋镇豪先生曾经根据卜辞内容来推算说，马车每天平均速度大概是六十多里，师行六十里是不是三十千米？或许，我们不能断定。但《史记·齐太公世家》讲齐桓公有个堂兄弟叫无知，当了国君之后不干好事，最后被下面的贵族给杀了。这段记载是“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无知死了，要新立齐侯。当时无知即位时，小白、公子纠纷纷外逃避祸。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的女子，公子纠跑到了鲁国曲阜。小白的母亲出自莒国，小白逃到莒国避难，莒国现在差不多就是山东莒县。无知死了，这些公子都回去抢王位。当时齐国的重臣国、高二士，先偷偷告诉小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国也听说无知死了，一边派兵护送公子纠归齐，同时又让管仲带一队人马抄近道去拦截小白。管仲射箭，“啪”一箭射到小白，其实射到小白的皮带扣上，小白装死。管仲以为小白死了，公子纠大事已成，赶紧派人回来报告鲁国。“管仲使人驰报鲁”，一高兴，坏了，鲁国送公子纠的这些人把行进速度给缓下来了，“行益迟，六日至齐”，前后走了六天才到齐国，“则小白已入”，小白提前已经返回到临淄营丘。“高傒立之，是为桓公”。从地图上量，从曲阜到营丘，直线距离是一百八十千米，不考虑道路直不直，不考虑路难走不难走，不考虑需要翻山越岭。如果从曲阜正方向往北奔，先到历城济南，从济南往东走，走到淄博临淄，这个距离是二百四十千米。这条路比较好走，比较平坦。六天，每天都走三四十千米，这个速度是因为大势已定，快慢无所谓。“行益迟”的结果，估计走的就是平常的速度。三四十千米跟宋先生说法基本合拍。

“安阳说”基本上没人认可。“商丘说”合理不合理？从商丘到济南历城，“乐”在历城，假设“商”在商丘，量距离二百八十千米，三天之内要赶到，恐怕以商代的行进速度、交通条件，很难。况且只是直线距离，它的实际距离更长。所以“商丘说”肯定是不成立的。王恩田先生的“泰安说”是比较符合的，从“商”到“乐”三天，因为泰安到济南，三天当然能到了。如果拉到汶水流域，宁阳这一带，也就七十多千米，三天足以到达。把种种的线索考虑进去，尤其说“二重证据法”，既要有出土文献本身的证据，还要有传世文献的证据，这两个合起来，综合考虑，应该南移到“鄣”（宁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