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所记西周史事考(四) - 中国百科网

清华简《系年》所记西周史事考(四)

主讲人 朱凤瀚

朱凤瀚

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国家“九五”社会发展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
最后更新 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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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千畝不在这,在山西。这个是过去史家记载很多的,在山西介休这个地方,真有这个说法,这很怪的一个说法,但是在山西这个说法确实不能解释千畝之战。因为千畝之战,后来有一句话说《周语》上说打千畝之战,周师败绩,以后还讲“宣王既丧南国之师”,好像从那语义上看,为了打这个仗,周王甚至把南国之师也调过来了,在南土的南边的军队也来打仗,结果也就败在这场战上。如果在山西,南国之师怎么跑到山西去?不太可能,所以估计很大的可能性还是在王都的附近的千畝打了一仗,溃败,未必在山西。这个事情我就不想讲了,古人、清人有好多考证,有人说打过两次仗不在同一年等等的,但是是个谜,我甚至觉得还应该再做一个千畝之战考,这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了,我觉得还可以再研究。竹简又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我后边这写也值得我怀疑的就是说这么重大的战事战场在王都近郊,王师溃败在王都近郊,但是姜氏之戎打完了以后好像被没有攻掠王都,也许是戎狄的习惯只重于抢掠而不重于占地占城,所以王都竟然并没像后来到了西周灭亡的时候,不是那个景象,所以这个是不同寻常。东周史家可能也正因此记千畝之战,但从报应遭天惩的角度解释这个事件,所以千畝之战是一个奇怪的事情。我们只能说史观上确实有天命,史官的说法,但是这个史实本身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包括姜氏之戎、包括南国之师都,是值得研究的。同学们有兴趣将来可以再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大家都查,清朝人的学者、乾嘉学派的学者都有辩论。

      第六个大概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周亡王九年”的问题。简文第二章也有重要的一段话,讲到周幽王被杀以后的历史事实是这样的,这段话很重要,说:“幽王及伯盤乃灭,周乃亡。”周幽王死了以后周就亡了。然后这个时候说:“邦君、诸正乃立幽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在携这个地方立余臣于虢,称为携惠王,后来说携王。大家看这个简的记载,说周幽王死了以后邦君、诸正立了幽王的弟弟,不是立的太子,立的幽王的弟弟,大家知道太子就是平王了,说有这么一派,当时王室分裂,有一派立的是周幽王的弟弟余臣在虢就是携惠王,这“携”有的史书中记载是地名,在虢的地名。立了21年,晋文侯,晋的这个侯,晋文侯杀了惠王于虢,把他杀了。杀了以后,按照简文说他杀了以后周就没有王,有一段有九年没有王,这怎么办?然后“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没有王还朝于周吗?不朝于周了,然后“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好像周平王按照简文的记载和《史记》不一样,按照简文的记载周平王是很晚才立的,你看先立的携王,携王过了二十一年然后被杀,杀了以后又加九年,那就说过了三十年才立周平王,按照这个就这意思,然后才立周平王于京师。京师在哪儿,还有不同的说法。然后后边“三年乃东徙于成周”,你看闹了半天过了三十三年,周平王才到现在洛阳,这和我们现在说的第二年就到了,成周就东迁成了东周开始大不一样了,这年代差了太大了。所以我列了一个表,大家知道这个简文和《竹书纪年》的记载是不一样的,《竹书纪年》在记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看,对一下子,简文是说:“幽王及伯盤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然后这边《纪年》说,伯盘和幽王都死于戏,幽王死了,“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纪年》也讲了是有这个事。但是古本《竹书纪年》上写道,“先是”,那就是我理解,在此之前还曾经有过一个王,那就是周平王,就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因为他本来就是太子,“故称天王,周二王并立” 。按照古本《纪年》的说法,这个时候并不是没有,就说在携王立的时候,同时太子也被立,而且太子立还在早先。就是先立的太子,结果王室分裂,立完太子之后有一帮人去扶持幽王的弟弟,又立了一个王,于是成了二王并立了。简文下边讲:“立二十一年,晋文侯仇杀惠王于虢。”《纪年》也说“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看来是没问题,年代是合的,都是二十一年。然后《纪年》说“以本非適(即嫡)”,因为他本来不是嫡长子,他是弟弟,等于是旁支的,所以说“故称携王”。然后简文说“周亡王九年”,但是《纪年》没讲,按照《纪年》说是二王并立,不是没有王,按照简文是说只有一个王,就是携王,不承认周平王,不就这么简单吗?所以简文说携王一死就没有王,根本不视周平王为王。但是按照古本《竹书纪年》周平王一开始就立了,而且周平王是太子是正根“以本大子”,他所以死,因为他“以本非嫡”,那是非法的。大家看到史官的记述,其实年代上没问题,就是史官我觉得这里充分体现了我们古代的史官的两个立场,那边是站在携王立场上的,这边站在平王立场上的,两个史官。然后简文讲“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古本《纪年》起码现在我没看到这段话,好像也没有讲这段话,或者是我们现在见不到。

      简文和《纪年》有以下主要区别:

      简文讲幽王之弟余臣,是由邦君、诸正所立,立于虢;而《纪年》说王子余臣是由虢公翰立之,立于携,这个为什么要携,携是个地点,就叫携,而且不强调幽王之弟,只讲王子余臣。王子很多,所以不强调它是幽王弟弟这样的一个亲戚的身份。

      然后简文叫携惠王、惠王,《纪年》称之为携王,没有“惠”,那“惠”还是好词了,而且强调是“以本非嫡”。

      清华的简文不言幽王死后平王被拥立,而是讲携惠王被立,所以讲到惠王立到二十一年被杀以后,就讲“周亡王九年”,是简文不承认平王存在。但是《纪年》就是说“先是”,我理解“先是”是说平王立在他前面,你看申侯、鲁侯,鲁侯可能有问题,有大家说有可能不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并且特别强调平王,所以被立是因为“以本大子”,而且还强调平王被称作天王。那就说这完全是拥护平王的,那边是拥护携王的,因此出现两种记载。

      由于《纪年》强调“平王先立”,所以讲到携王被立以后出现二王并立。但是简文讲携王被杀以后出现亡王、没有王,当然只承认一个王,不承认平王,于是就携王被杀就没有王,这边是两个王不是都承认说,有二王并立的局面,比较客观的,所以这两个也不太一样。

      简文说立了二十一年晋文侯杀了惠王,可知这个二十一年肯定是指携惠王所立的年,当时由于简文承认携惠王是合法的王,这二十一年是携王二十一年。但是《纪年》强调平王是为正统,所以《纪年》所讲二十一年携王被晋文公所杀是讲平王二十一年,都是二十一年,一个是以携王纪,一个是以平王纪。

      《纪年》认为二王是在同年所立,这二十一年和简文所言惠王被杀年代实际是同一年,年代没有错乱,史官的立场不一样。我觉得跟史官的立场是有关系,我觉得非常生动体现了史官记载的他的立场不同。简文说二十一年,晋文侯杀惠王,二十一年肯定指携惠王,刚才我讲了《纪年》是讲二十一年是平王,纪年认为二王是在同年所立,二十一年和简文所言的惠王被杀年代,大家注意年代是没有错的。

      从以上分析我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第一,简文史事记述和《纪年》是两种不同的体系。第二,由于和《纪年》的立场不同,简文讲携王的时候只讲是幽王之弟,而《纪年》强调平王有太子的身份,携王是“以本非嫡”。注意有一点我要说明,就有人说我们引的这段《竹书纪年》,就《左传》中所引《竹书纪年》里边含有孔疏作的成分,不是完全是《纪年》。可是仔细看还不然,还并不是这样,因为在这段《纪年》的后边还有束皙的一段话,引的《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刚才我说的《竹书纪年》那段话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就孔颖达疏引的这个,然后在引了这个文字之后,后边有束皙这段话,束皙说:“按《左传》‘携王奸命’,旧说携王为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盘,非携王。”《晋书·束皙传》说:“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就是说束皙在《竹书纪年》后面有自己的批语。你看这段话后边有束皙的批语,说明前面这段话未必是孔疏加上去,可能还是,而且《竹书纪年》有点评语,比如说273年不迁都,那话也是后来,也是带有总结性的。就《竹书纪年》虽然记史,但是兼有史官的话是有的,不是纯记事。所以《正义》所引的《纪年》有可能是附有束皙释文的本子,所以我说这段话大概没有问题,不是说“以本非嫡”这些话是孔疏加上去的,还不是,大家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仔细看,还可以看到还有束皙的批语在后边。

      大家搞史料的时候,现在这个史料可是甄别得很厉害。我觉得李峰,就是现在在美国的李峰,李峰就说有没有可能是孔疏不是他的说法,是别人就怀疑过这段话。就说这段话,《竹书纪年》这段话不是一个人引过,在别的不同的上面也引过,所以这段话什么“以本非嫡”,这些话大概不会是孔颖达加上去的,不是疏的语言。所以我说了由于和《纪年》立场不同,二者有差别。

      第三,简文承认携王,故以之所立年纪年。而《纪年》承认平王,就是以平王所立年纪年,这样看来,简文和《纪年》所记的基本史实和年代没有差别,所以有差别是对待平王和携王的两种不同的立场观点而言。我觉得简文的价值是在于讲到平王先是被晋文侯立于少鄂,少鄂在哪还可以再研究,立于京师,京师在哪儿,现在大家看法不一样。就是晋文公把它立在哪儿,是不是山西这个地方,还是原来的京师?我好像还倾向于原来的京师,就是现在的丰京、镐京这一块。三年以后,就说它不是一下子就迁到成周的有可能,就是说在周灭亡之后,按照我们过去大家想的简单,771年(即前771年)西周灭了,周平王就立了,然后当时就迁到洛阳,第二年公元前770年就东周了,就在洛阳了,如果按照这个简文的话,三年以后才迁到成周,这倒是有可能的。但是《纪年》这段文章我们现在见不到了,所以我觉得《史记》所记的史料是同于《纪年》的,大家看看《史记》是和《纪年》是很相近的。

      如果综合简文和《纪年》,幽王死了以后的史事,我觉得可以记述如下,我们如果依赖于《纪年》和《史记》,我们梳理一下的史实大概应该是这儿。

      幽王在十一年被杀,这一年平王、携王分别被拥立,大概应该是这样,二王并立,平王立于京师,可能是宗周,携王立于虢国的携地,宝鸡这块应该是西虢。平王三年就是携王三年,平王东迁于成周,如果按照《纪年》这么讲,携王还在虢地。平王二十一年携王被晋文侯所杀,就避免了二王分裂,二王并立局面结束,我觉得其实大概就这样。如果按照《纪年》体系,平王在幽王死了以后就继位,他的元年还是从前770年记起,何时迁到成周不影响传统的东周元年以平王元年计算的方式,那就是说我们不至于如果按照刚才简文,我们东周的元年就大概要推后30多年,这也是很大的一个事,而且三十几年以后,平王还后面还能有那么多年,也是个问题了。

      《纪年》讲西周史是本于晋国史书。《纪年》是因为晋文侯扶持的平王,所以大家知道古本《竹书纪年》其实是晋国的史书。所以它自然站在这个立场上,平王为晋文侯拥立,所以《纪年》自然站在平王立场上。但是《系年》记述携惠王的文字恰恰相反,是站在拥立幽王和站在携王立场上的史官所记的。所以我讲,一开始我就说好像是讲西周史,但是从这个小事实上我们看到好像历史书上的史官记载的不一样、立场不一样,会导致我们对史实认识未必完全一样。所以我想后代的史实更是这样。

      仅由上文所论,可以对《系年》所记西周史事的四章文献有如下认识:《系年》是用楚文字写成的,显然是战国中期以前在楚地流传的史书,不是西周的原本,但是并没从楚人立场来讲历史。这点李学勤先生也指出来,它不是完全站在楚人立场上,它特别讲晋、讲郑好像是要举几个国家的兴亡的例子来讲述,其实还是史书的目的,讲史是为了吸取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所以它不是纯记事的那种历史,它还是编撰史料来说一个什么事情。似乎是一种不同来源的文章之杂抄和编撰,所记西周史事的四章,有可能多本于周王朝史官所记录旧档中的一种,所以才出现讲携王史事的时候明显的会出现幽王和携王立场,应该是史官的一些记载,大概编这个的人看到那些记载之后又改编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系年》。

      清华楚简中还有《金滕》《皇门》这些篇章,有可能本自于西周史官的“书”类文章。“书”这种东西是很广泛的一个,书写也叫“书”,所有记载都可以叫“书”。但是有一类的题材的“书”可能就是史书,史官记载的书。清华楚简中的《金滕》《皇门》都在楚简中出现,它的来源很有可能和春秋时候大家看到《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西周王室贵族内乱,《左传》记载这段,当时王子朝这些贵族,姬姓贵族携带的王朝文书档案奔楚,跟他一块去的甚至还有召公的家族和邲公家族都是周王室的大宗,结果都跑到楚国去了。他们肯定带去了很多周王朝的史书文献,成为楚国拥有这种书的可能性之一。当然我们想楚国有了周王室这些书编撰这些东西它的来源之一,可能跟王子朝这些奔楚有关。

      但是还有一点,大家也知道,春秋晚期以来私人讲学之风盛行,楚人有到北方求学的,从北方比如从齐鲁这些国家也会抄回来很多,从王朝流到这些地区的一些像书类的文献改编成这个东西都是可能的。所以我后边讲当然春秋晚期诸子各学派兴起,列国各派之间多有交流,所以不一定完全是因为王子朝这些王公贵族带的书到楚。《系年》所记西周史事的四章文本确切来源难以说清,我们只能从史家笔法和观点上做一些推测。

      由于《系年》年代不晚于战国中期晚叶,是目前所知成为年代比较早的史书,所记的史事多有可以补今日所见史书之缺,与传世文献以及西周金文资料相结合,无疑可以细化、深化我们对西周历史的认识。我觉得清华简的《系年》我们不能太高估的说,大家看到了刚才像三监那些东西大概就不可靠,关于秦的说法也不能完全说有了它就否定传统文献,《史记》还是很值得重视的;另外像刚才我们看到它的携王立场;但是我觉得它毕竟多了一种史料,使我们看到中国历史的这些文献的流传演变渊源有自,而且绝不是一条线,我们对中国古代的典籍会加深认识。

    分集列表 (共4集)

    课程简介

    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主要讲述了清华楚简《系年》中涉及西周的重要史事,并将这些记载与传世文献及相关金文、考古资料相印证,做了综合研究。

    朱教授首先讲述了周人反思的商亡的缘由——“不恭上帝”,指出由商王不敬上帝的角度来讲商所以亡,周所以代之怎么合理,实际上是周人所推行的天命观的宗教政治化的体现。然后谈到了史学界很有争议的“三监”的问题,简文与传世文献记载也有差别,值得进一步研究。下面讲到了“成王伐商奄杀飞廉”和“西迁商奄之民”事件,他们与秦人的先祖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从而涉及到秦人起源的问题。再由“建卫叔封于康丘”的记载,谈到西周时的封建制度和“侯”的职官问题。下面讲到了千畝之战的相关问题,指出周师败绩之地竟然是在周武王所设立的千畝——这一周王室藉田所在,使这个事件具有了很强的报应色彩,是带有强烈的天命观下的史观。最后一条文献是关于周幽王死后史事的,对比了《系年》与《竹书纪年》关于此事的不同记载,分析了出现不同记载的原因,也相互印证着还原了当时的史实。

    最后,朱教授谈了对《系年》中记西周史事的文献的认识,阐述了《系年》的记载对于促进西周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并推测了这些记载之文本来源。

    (视频拍摄于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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