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忽必烈也不是完全自觉的，他也有他的实用主义的一方面，主要是为了财政的需要，他是实用主义的，因为从江南怎么能够更多地征收上税，怎么能多搜刮，这种方式可能搜刮多一些，所以在江南他的政策是重商和重市舶，市舶等一会儿我们还要讲。所以这就直接带来了江南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继续发展繁荣，以及海商的暴富这样经济的动向，还有“士商亲融”这种社会的微妙变化。海商暴富这方面，等一会儿我们讲海外贸易的时候还会提到。元朝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东南一线的重要的动向就是士大夫跟商人很亲近。从元朝中叶就开始了，过去我们在重农抑商的政策，士大夫跟商人矛盾居多、冲突居多。而在元朝政策之下，相当多的士大夫跟商人走得比较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的变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于杭州的记录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包括我们郑天挺先生的《织工对》（编辑注：《关于徐一夔〈织工对〉》），对杭州的丝织业雇佣劳动，讲不讲资本主义萌芽不说，雇佣劳动起码是可以肯定的，这些都应该是在重商、重市舶、保护江南政策之下，江南工商业继续发展的一种成果。没有保护政策的话，不可能在元末出现这样的规模工业劳动，而且是在南宋的国都、中心地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忽必烈的历史功绩应该是在江南部分，应该说起码有两项，一个是完成了大统一，还有一个就是不自觉地保护了江南富民经济和农商繁荣的这块风水宝地。因为这块风水宝地说白了，是13—14世纪中间中国最繁荣最发达的地方。我们讲16世纪左右的时候，包括17世纪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总额占到相当大的比重，有的学者讲占到1/3左右的比重，当然这个可能还不太确实，但不管怎样是超过西方的。这个实际上靠什么支撑？主要靠江南，靠东南。中原经过几百年的破坏，残破不堪，很难讲是北宋的中原那一副模样了，因为经过近300年的战乱破坏得很厉害，只是一个恢复过程中间的一个再发展的问题。一直没有破坏的就是东南，从五代开始，其实从隋唐开始这个地方就没破坏。所以这个也是个很好的历史机缘，这是四五百年没有破坏，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