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们讲，君民关系影响到君臣关系。主要是草原的这种主从隶属关系也深入到君臣关系了，跟君民关系是有连带的，所以元明君臣关系显著恶化。我们看两宋的书，包括唐代的，士大夫的地位很高，两宋有我朝“不杀士大夫”，或者是赵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这么一些说法。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根据现在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成立，但是他这不杀士大夫主要是不杀谏议官，但是谏议官多数都是士大夫担任的。

但是在从元朝开始，可以说对大臣基本上当作奴仆对待，我可以给你很大的权，但是我随时都可以把你换掉杀掉，而且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所以忽必烈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尽管忽必烈我们说他是一代英主，贡献很大，我们刚才讲到历史功绩了，两项主要的历史功绩。但是你看他的诏谕，他是下了诏书、谕告，可是相当落后的。“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族，皆论诛之。”这是很野蛮的。确实从忽必烈开始到元朝，当然这不是他个人创造，从他祖宗就是这样的，他祖宗就这样带下来的。像王文统、桑哥、卢世荣，包括元朝中后期的很多正副宰相，遭到诛杀的大有人在。而且据《庚申外史》上讲说，元顺帝朝被杀掉了一品大臣有500多人，但是它说的可能有点过分，有数十人是可以随便讲的，我们可以缩小10倍（注：应为缩小到十分之一），是50人左右，是完全可以有考证，可以得到实数。

明朝，尽管我们刚才讲到去胡化，朱元璋、朱棣还是搞得比较强硬的。但是在君臣关系上，可以说基本上承袭了忽必烈的蒙元的这套，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所熟知的廷杖，这唐宋哪有这样的现象？唐宋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现象的，但是明朝居然出现了。而且我们看朱元璋的《大诰》中间有这样的说法：“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这里多打了一个大），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这个谕告也是非常野蛮的，一个比忽必烈的谕告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说有过之无不及呢？那个讲“诛”这个还讲“籍没了”，又更强硬了。还有一个他这地方不让隐居。不为君用就是隐居，隐居这是过去士大夫的一个传统，这个元朝还是允许隐居的。元朝你比如说许恒，像吴澄，他在朝廷他做官做得不顺心了，就跑回自己老家去了，这两个大儒都有这样的现象。别的朝代的隐居更常见，我们看汉唐的时候，终南山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隐居的地方，离长安很近，离洛阳很近，一些名士都隐居到终南山。因为这地方隐居了容易让朝廷知道，朝廷下一个征召，他有可能就去了。当今名士隐居的多少，这是以君主有道没道的标尺之一。我们唱戏都讲有道明君（有大道，道理的道），有道明君，你的在野的隐士就可以出来，到朝堂上做官去；你无道的话，那有名大臣有名的士大夫就跑到山里隐居了，不伺候你了，这是汉、唐、宋、元的惯例。所以我们看无论是旧唐书、宋史、元史，隐士传相对来说还是成规模的。明史的隐士传我专门看了，明史的隐士传寥寥几人。而且明史的隐士传就明显有这样，有几个早期的，再加上从中期开始，多数的隐士要经过皇帝批准，批准才能隐，不批准要杀你的头，要籍你的家。这是非常野蛮的专制主义。

所以钱穆先生讲，他说中国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明开始的。他说这个有点过分，你说专制主义，秦始皇那不算专制？也算，秦始皇也算。但是元、明、清最典型最强化，他是说对了。我们要看到重要的历史现象，确实是君臣关系在元明之际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恶化。士大夫过去那种崇尚道统、大道的那种历史时期，它不复存在了，这是我讲的第五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