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这个题目实际上也是我遇到很多同行朋友给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都是中国史的，就会不约而同地思考这么一个疑问：因为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它的特殊之处就是它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它既是蒙古世界帝国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王朝的系列的一部分。但是人们都知道它既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自然跟我们的唐宋这一类的王朝就有些不一样。这个元王朝究竟给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带来哪些影响？元朝时期又有些什么地方继承唐宋的，什么地方又异于唐宋的东西？我今天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行省制与直接治理边疆的政策。

元朝给我们中国留下的第一项遗产，肯定是行省制，因为行省制现在还实行。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实际上它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我们魏晋隋唐的行台，行尚书台，行尚书省。秦王李世民就做过行尚书省的尚书。再一个源头，是蒙古国时期，燕京、别失八里、阿母河三行断事官，这样的一种机构。在新征服区域，在蒙古高原的南部新征服的区域建立了三个这样的机构，是也可札鲁花赤、大札鲁花赤派出机构。

后来在攻宋前后，陆续地建立了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西、江浙、河南、辽阳、和林这十个行省，加上征东行省十一个了。征东行省现在不全在我们中国的版图内，我们简略地说就是十行省。行省相对来说是新的一个一级区划，权力也特别大。举凡财政、兵甲、屯田、漕运，无所不辖。它也开拓了我们中国政区上的一个先河，就是大政区制；也解决了我们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我们长期来说，一直解决得不是太好，或者是地方权力过大，像魏晋隋唐，尤其唐后期；或者是中央统的太死，像两宋。唯一是西汉时期郡国并行制时期解决得还不错。但是从元朝开始以行省制，以分寄式中央集权，就把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国这种大疆域、这种帝国大一统的这种问题基本解决了。我们看明清之后，中央和地方没有闹什么乱子，直到现在还用行省制，它是一种分寄式的中央集权，既不是极端的中央集权，也不是地方的分权。这是第一个行省制。

突破羁縻，改行直辖，直接治理边疆。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唐宋以前治理边疆的政策，基本上是羁縻政策，设立羁縻州，或者羁縻都督。所谓“羁縻”就是部落首长接受朝廷的官爵印信，仍然保持着内部的称号和统治机构，治理内部事务。一般不向朝廷呈报户口，也不承担贡赋。从元朝开始，由于统治民族来自边疆的蒙古族，所以蒙古族的统治者把汉地和其他少数民族都一视同仁，这个是个很大的跟前朝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也影响了清朝。这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都对边疆格外重视。他们把边疆和我们中原汉地都当作他们新征服的区域，这当然是出于他们征服王朝的理念了。但这个理念，你比如说基于这个理念，他的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元朝时期它设立了很多土官，这个土官就是我们后来的土司的前身，什么土宣慰司、土安抚司、土长官司，都是由夷狄首领来担任的，安抚司这些。但是这些土官都要在他们的辖区内，不仅接受朝廷的官爵印信，而且要实行检括户口，设立驿站，要比较固定地纳税、贡献，要征调土官和土军，等等。就跟其他征服隶属国的政策一样。所以忽必烈曾经对播州这个地方，播州也就是现在的遵义，遵义这个地方的杨姓安抚司说过这样的话，“阅实户口，乃有司当知之事，诸郡皆然，非独尔播”。就是把播州这地方的蛮夷官也当作内地诸众一样对待，都得给我清查户口，都得向朝廷适当地贡纳赋税。

当然吐蕃不太一样，吐蕃有些特殊，吐蕃实行的是政教合一制度。我们都讲过了，在教科书上过去都讲过了，帝师、喇嘛教，就是帝师和宣政院统辖的制度。但是在设立驿站、清查户口、缴纳赋税方面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它的特殊之处就是政教合一，当然这时候八思巴的萨迦派还没有实行活佛制度。昨天十一世班禅向习主席拜见，这都是元明留下的制度。明朝以后有了活佛，那时候还没有活佛，主要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西藏制度的体制大体上两个支柱，一个是政教合一，一个是活佛。我们民主改革改了政教合一了，活佛现在还保留，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元明留下的。

直接统治边疆的政策，应该说是对我们13世纪乃至以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因为沿用这种政策以后，我们的边疆地区过去没有进入中国版图的云南、吐蕃，就正式成为中国的版图了。我们中国的整个地图，我们中国的疆域地图，也从棒槌形变成大母鸡形了。棒槌形，我们一个中原，再跨河西走廊、安西四镇，大体上是这样的，汉唐最盛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后来我们现在就变成公鸡形了。应该说是这是一个我们直接治理边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第二个大问题，我们讲一下统一南北和保护江南农商经济实体。我们都知道元朝是又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忽必烈的一个很重要的功绩，就是在他主持下，统一了南北，平定了南宋。而且他这一次平定南宋、统一南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和他的父兄祖辈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改用谕降，劝谕、劝降为主。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忽必烈采用汉法的结果，也是我们南宋军民，尤其是四川军民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四川（实际上包括今天的四川和重庆）的南宋军民可以说抵抗了蒙古将近40年。前些时候我们去神臂城，就是泸州开了一次会，加上钓鱼城，这是两个重庆附近的两个抵御蒙古南下的两个重要的据点。我们过去讲南宋腐败、抵御不利，实际上说得有点绝对，南宋腐败有它的腐败方面，但是南宋余玠这样的爱国将领，他们的抵御是非常惨烈的，非常英勇的，非常有名的。他们抵抗这40年应该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第一使忽必烈从一味军事进攻的蒙古国策变成谕降为主。因为他的哥哥就是一味进攻，最后死在钓鱼城下。他是因这个机会才得到大位的，所以他对这个事了解很深。还有一点，终止了蒙古西征，这是更大的一个意义。如果要没有蒙哥死在钓鱼城下，可能西征还得继续，蒙古军还得往西边打。对西边的乃至中欧乃至西欧都有可能被占领，所以这个我们还要看到四川军民的抵抗，客观上还是功劳很大，我们过去没有多说这方面。这个当然忽必烈从这方面汲取了教训，改为劝降为主。确实在（攻打）南宋的过程中，沿江一线基本没有太多的杀掠和战争，只有焦山大战，几个地方的屠城，像常州这样的几个地方屠城，多数都没有，包括长沙也做坚决抵抗了，但是他事后还没有屠城，这是非常大的转变。

所以在江南，虽然忽必烈也实行了一些四等人种族秩序这样一些特殊的政策，比较落后的一些诸色户计制度，徭税制度也部分实行了。但是总的来说他在江南实行的是“安业力农”、“宜安本业”这样的劝课劝农桑的政策。当然这种劝课政策并不像中原那么得力，对于恢复农业生产不是太得力，因为这地方就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但是对于保护江南原有南宋高度发展的农耕和手工业商业作用确实很大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应该给予关注的。

当然就是他保护江南的先进的农业和工商业，当然忽必烈也不是完全自觉的，他也有他的实用主义的一方面，主要是为了财政的需要，他是实用主义的，因为从江南怎么能够更多地征收上税，怎么能多搜刮，这种方式可能搜刮多一些，所以在江南他的政策是重商和重市舶，市舶等一会儿我们还要讲。所以这就直接带来了江南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继续发展繁荣，以及海商的暴富这样经济的动向，还有“士商亲融”这种社会的微妙变化。海商暴富这方面，等一会儿我们讲海外贸易的时候还会提到。元朝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东南一线的重要的动向就是士大夫跟商人很亲近。从元朝中叶就开始了，过去我们在重农抑商的政策，士大夫跟商人矛盾居多、冲突居多。而在元朝政策之下，相当多的士大夫跟商人走得比较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的变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于杭州的记录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包括我们郑天挺先生的《织工对》（编辑注：《关于徐一夔〈织工对〉》），对杭州的丝织业雇佣劳动，讲不讲资本主义萌芽不说，雇佣劳动起码是可以肯定的，这些都应该是在重商、重市舶、保护江南政策之下，江南工商业继续发展的一种成果。没有保护政策的话，不可能在元末出现这样的规模工业劳动，而且是在南宋的国都、中心地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忽必烈的历史功绩应该是在江南部分，应该说起码有两项，一个是完成了大统一，还有一个就是不自觉地保护了江南富民经济和农商繁荣的这块风水宝地。因为这块风水宝地说白了，是13—14世纪中间中国最繁荣最发达的地方。我们讲16世纪左右的时候，包括17世纪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总额占到相当大的比重，有的学者讲占到1/3左右的比重，当然这个可能还不太确实，但不管怎样是超过西方的。这个实际上靠什么支撑？主要靠江南，靠东南。中原经过几百年的破坏，残破不堪，很难讲是北宋的中原那一副模样了，因为经过近300年的战乱破坏得很厉害，只是一个恢复过程中间的一个再发展的问题。一直没有破坏的就是东南，从五代开始，其实从隋唐开始这个地方就没破坏。所以这个也是个很好的历史机缘，这是四五百年没有破坏，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机遇。

我们讲第三个问题，海运、海外贸易和海外征伐等海洋扩展。我们先讲海外贸易，虽然我们题目上是海运放前面，但是因为海外贸易太重要了，我们现在都讲一带一路，讲向海洋进军。确实我们中国对于一个过去封闭式的，长期实行海禁的政策来说，向海外开放是非常重要的。元朝应该是继宋代以后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因为宋代根据一些学者们研究，确实这个也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宋代失去了北方陆地海外贸易的主导权，因为燕云十六州我们这一带都丢掉了，河西走廊、关中之地多数都丢掉了，所以陆地的一个传统的丝绸之路，北宋开始就没有占据，南宋就更别说了。但是从北宋末年，从南宋开始，海洋丝绸之路得到了大大的发展，迎来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