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代的时候，主要海外贸易是从广州出发。从南宋开始，海外贸易除了广州以外，中心逐渐转移到福建乃至宁波这些地方。这个当然也与航海事业，中国东南沿海和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过去它只靠着大陆边上走，现在就可以从福建利用季风，一下到安南到越南南部，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航海的贡献。

元朝基本上继承了南宋海外贸易繁荣的体制，它包括海港、贸易的伙伴、中外海船的交往、贸易制度，基本上都继承了南宋的。它的海外贸易用两种方式，一个是官本船，我们教科书上都有非常多，叫官本船，就是官方出资本，招揽海商，让他下洋，然后再分成。还有一个是允许民间商人介入海外贸易，然后官府实行抽分收税。所以元朝是官民两条并举，共同推动海外贸易。元朝的海外贸易，我们看它的市舶司在这时候也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南宋时候基本上主要是三个市舶司，这时候最繁盛的时候，扩充到七个市舶司，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庆元就是宁波）。七口通商，后来我们说的七口通商。

还有两件值得称道的地方，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就是海运，再一个就是大规模的海外征伐，这两个也是元人的两个创造。海外贸易是继承南宋的体制，但是这两项南宋没做。海运，就是漕运。过去的漕运，隋唐的漕运、北宋的漕运主要靠大运河，那时候的是利用京杭大运河，只是到淮河到黄河这块就往西走了，到汴梁到长安。元朝因为宋金长期对峙和战乱，大运河壅塞不通了，而且这时候建都建到燕京和上都，京杭取直这段还刚刚在取直，还没有完全通畅起来。就临清这条线，聊城临清这条线的运河还没有完全修好。

所以元朝这也是两个海盗给立下的功劳，朱清、张瑄这两个海盗，他们帮助忽必烈在平定南宋伊始，就开始从海上尝试地用平顶船直接绕过山东半岛，然后进到渤海湾，然后到天津，从天津沿着北运河，运到这个什刹海。天津实际上是元朝的海运兴起的，虽然天津的名字是燕王扫北靖难之役确定的天子津渡，是朱棣定的，但是天津始于海运，这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看天后宫，元代泰定年的天后宫，而且海河一南一北两个天后宫，这都是海运的。运河不会崇尚天后宫的，天后宫都是航海。所以这个是元人的一个创举，在漕运上的一个创举，这个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当然也有损耗，总的来说还是推动了航海事业。当然后来到明朝以后又恢复到大运河，因为运河还是用得着的，它长期还用得着。

再一个是大规模的海外征伐，征爪哇、征安南、征日本，当然日本失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对海外用兵，这是我们过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所以日本的杉山正明教授，京都大学的教授，认为海外征伐和海外贸易给蒙元帝国已有的游牧国家和农耕国家的混合体带来了海洋帝国的性质，他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杉山正明目前来说也是日本最走红的一个蒙元史学者，所以他的著作我们现在已经翻译出来两本左右了。

我们可以看到凭借着海运、海外贸易和海上征伐，元朝确实曾酝酿过和部分实施过海洋帝国的美梦，而且通过这三个途径向海洋大踏步地拓展了。因为这个当然也与忽必烈他的建功立业的一些需要有关，因为往东往南都是大海，他没有新的陆地了，因为按照成吉思汗家族，大汗继承人必须有新的征服领地，给他的祖业带来新的辉煌，这才是合法的大汗。因为忽必烈他这个大汗得位合法性不足，所以他就得拼命在这方面为自己争一些政治的资本，所以在海外征伐方面他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推动者。当然他也是通过征伐以后安置一些新附军，南宋新附军的一些用途，也夹杂里边。这些都为我们后来郑和的大航海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因为郑和的大航海离这个时间只差几十年，三十年的光景。当然郑和大航海它是一种朝贡贸易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海禁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航海是大航海，但是同时它又是闭关锁国的，这是跟元朝政策不太一样的地方。

下面我们讲第四个问题，多元文化的并存融汇及变异。

第一个小点，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东来。藏传佛教就是喇嘛教，喇嘛教的形成，实际上是原来的藏区的吐蕃地区的苯教和佛教汇成的一种新的宗教，它是当地新的宗教。但是实际上它的佛教一方面是从尼泊尔传过去，再一个从汉地，从松赞干布时期文成公主才传过去的。但是在这时候又形成喇嘛教以后，从13世纪开始，又向东内传。利用蒙古和萨迦派政治联盟的这种机缘，从1254年开始，忽必烈和他的正妻察必皇后以及他的子女相继都皈依了喇嘛教，与八思巴结成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这样的话，藏传佛教就开始进入了蒙古宫廷。藏传佛教的东来，我们讲它丰富了蒙古草原的文化，逐渐主宰了蒙古人的精神信仰。这点对蒙古族从草原铁骑，后来就变成一个喇嘛遍草原的状况，是起了相当大作用的；也是一种无形中的客观上的一种怀柔术，对于蒙古精神世界的影响是很深重的。

下面我们讲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这时候也有向元帝国传播了一些，突出的表现有三点。第一个就是忽必烈的孙子，嗣安西王阿难答，以及他麾下的15万蒙古军据波斯文《史集》讲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他所在的地方就是陕甘地区，陕西和甘肃地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波斯文《史集》有这样记载，我们从历史从现状也可以看到，在北方来说，这是现在穆斯林聚居的主要区域，就是西安开始往西，一直到甘南、宁夏、兰州这些地方，大量的穆斯林。宁夏这地方号称是“小麦加”，中国的小麦加，这个是伊斯兰教非常盛的。这个时候嗣安西王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是很有关系的。这也是元朝皇室，从皇室跟波斯和伊利汗国，差不多同时都归于伊斯兰世界的两个重要的动向。

再一个就是一批亦官亦商的回族人，在元朝廷取得了很大的势力，最早有奥都剌合蛮，后来阿合马、还有倒剌沙这些人，这些人通过“中买”珠宝势力很大。“中买”珠宝这就实际上是和海外贸易有关。我不知道同学们注意了没有？前十年，明朝梁庄王的墓葬，在湖北发现了，梁庄王是朱棣的孙子，好像是朱棣的孙子还是朱棣的次子（注：应是朱棣之孙），他的墓葬中间发现了大量的七宝大带和帽顶，蒙古的笠帽上的帽顶，宝石帽顶。中国传统王朝从来都没有见到那么漂亮的宝石。那是中国近十几年最大的一次皇室墓葬发现，我看了一下那上头的很多宝石，它的玉带宝石，包括它帽顶宝石，可以基本断言，这不是明朝的东西，这是朱棣打元朝，灭元朝，燕王扫北，从蒙古诸王那儿抢来的。而这些抢来的东西大量的都是从海外贸易得到的，因为中国境内没有太多的那样的宝石，中国不产那么多那么丰富的宝石。像绿松石，像其他宝石都非常罕见的，只有在非洲或者其他地方才能见到这些宝石。这些都来自海外贸易，也来自回族人的“中买”珠宝，给宫廷买。这个连带的就是所谓“斡脱商”，斡脱商起初他们是放高利贷出名的，后来实际上主要是“中买”珠宝，给宫廷“中买”珠宝，就是官商给宫廷“中买”珠宝，所以中国的官商是很有历史传统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三点就是大量的东来的西域人，以信仰伊斯兰教为纽带，采取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初步汇集成回族的共同体。这个大分散、小聚居，这是已故的白寿彝先生的归纳，白寿彝先生就是回族人，他对回族史的研究还是贡献比较大的。据他的研究，回族的最后形成是在明代，但是我的老师杨先生他也是回族人，他的研究就是初步形成是在元朝。这个大体上说得过去，因为我们不能够以一个朝代和另一个朝代截然分开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再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在元朝时期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当然最早的基督教我们讲宋代，但是也有些基督教，开封就有一些这样的遗迹了。在蒙古境内来是蒙古的克烈部、汪古部、乃蛮部就信仰基督教，乃至托雷的妻子，就是忽必烈的母亲，就是也里可温，基督教徒，所以这个也为忽必烈时乃至以后基督教在蒙古地区，乃至汉地的发展，都提供了一些历史条件。元朝时期在国家设立的管理基督教的机构是崇福司。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些记载，也可以看到尤其在镇江这地方，无论是西域的一些史籍，包括《至顺镇江志》都留下一些。镇江这地方有一个马薛里吉思，这个人在镇江搞了很多传教的活动，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也里可温，聂思脱里派也里可温。再一个，元末罗马教廷开始在大都和泉州分别设置了主教，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动向。

第二小点，蒙古色目人的汉化或儒化，以及蒙古文化本位。第二小点讲这个问题，第一小点当然是讲的三种宗教的东来了。蒙古征服中国以后，建立元王朝以后，它在征服统治中原地区的过程中，不少蒙古人和色目人都开始部分地汉化了或者儒化了。部分的色目人开始采取汉式的字号，因为蒙古人和色目人过去都没有这样的字号，什么名什么字，过去他没有这样字的，仿照汉人，用什么字，采取汉人的通俗的人名和姓氏，也有那些贞节观和孝道方面的一些受汉族的影响也比较深，乃至婚葬俗上都受中国的影响，中国汉地的影响。很有意思的就是可能同学们注意的话，就是在河北北部发现了一个什么梳妆楼、树葬楼，就是传说是契丹的萧太后的梳妆楼，实际上是树葬楼。这个考古发现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它是一男两女的合葬墓，而且上面还有个建筑，穹形的一个建筑，中间的一个墓葬是蒙古式的葬俗，摆个木头刮成两半，里边弄人形，然后是一个男子的骸骨。旁边的葬俗是木头的棺椁，汉地的木头的棺椁，汉地的葬俗。两个女的，是他的妃妾，是汉地的葬俗。所以可以看到葬俗上既保留蒙古人他原来的葬俗，也有吸收汉人葬俗的地方。当然对这个墓主究竟是谁还有争论，但是不管怎么样是谁，有人说他是亡国的驸马阔里吉思的墓，我们另当别论，究竟是谁的墓主，现在都不好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从葬俗上部分地吸收汉人的葬俗，部分地沿袭蒙古的葬俗，这个是铁证。

再一个就是从蒙古人色目人，尤其是色目人，中间出现了一些精于诗、曲、书、画的一些文人，有名的文士，像萨都剌、马祖常这些的，诗歌做得相当好，不在一般汉人之下。这个时候，尤其是元中叶以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士人，以及汉人的士大夫，还逐渐汇成了一个“多族士人圈”，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向。

我们再看看多元文化的并存融汇。元朝确实由于西域人大多数崇尚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又兼藏传佛教的东来，所以就构成了对汉文化的某种牵制或者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