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个很特殊的一个时期，那么像清朝时期没有这样的现象，元朝时候有这样的现象。就在于文化版图方面，除了蒙古、汉人这两块以外，还有一块色目人的版图。因为色目人来得太多了，据说有300万左右来到中国东土的，当然这个统计并不确定，但是量还是远远在南下的蒙古部族之上。或许是拥有了这样的文化伙伴或者同盟者的原因，所以蒙古人总体上没有被汉化。但多数的学者还有一些看法，就是认为马背民族，就是纯粹的游牧民族不容易汉化；而一些屯牧式？民族，像鲜卑，像拓跋鲜卑这支，像女真这支，因为他们在南下以前就不是纯粹游牧的，是半采集半游猎半农耕化的，所以这些这种生活方式的北方民族容易汉化。

不管怎么样，这些内外原因都汇成了蒙古族，总体上在元朝时期没有被汉化，而是选择了一种蒙汉二元的一种文化政策或者政治文化模式。我个人把它归纳出来，一种表述叫作“外汉内蒙”。这个当然是相对于的清人而言的，清朝是“内汉外满”，为什么说它是内汉外满呢？全国都剃发易衣冠，乃至我们现在流传下的旗袍，旗袍还是旗人的，这是剃发易衣冠的成果延续到现在。不剃发易衣冠的要杀头的，在这两道剃发易衣冠命令之下，当时被杀掉的有几万人，所以也是很残酷的。但是从内里来说，清朝的统治者又汉化得非常迅速、非常彻底。像从顺治帝开始，康、乾、雍这些人，康乾这些皇帝应该说是他们的综合儒学乃至文学水平，他自己称都不亚于一个进士，不亚于一个汉人的进士，他们都很骄傲了。其实我们看他们写文章、作诗、书法都是非常高明的。而蒙古人他多数都没有的，多数的蒙古皇帝都是不识汉文或者是粗知文墨这种，所以这个民族它内里没有汉化，只是外部的有些汉化，内里没有汉化，所以后来元朝灭亡以后，他还可以拉回去。他跟草原的他原来的原住民汇合起来，这个民族共同体还存在，历史一直延续到现在。而满族人就不一样了，满族，清朝一灭亡回不去了，基本都融到汉人里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个人的看法，当然这种表述不一定正确，但也不一定绝对，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第三小点就是汉族成分的扩展和部分“胡化”。随着蒙古征服和四等人的制度，汉族的范围外沿在扩大，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乃至四川、云南的民众统统都被称为汉人。所以它的南人概念和汉人它是跟别的我们现在的汉族有些区别的，它是按照征服的先后来划分的，所以南宋的原辖民称为南人。四川的，四川征服得早，四川、云南征服得早，所以还划分是汉人。但是我们看到在元朝来说，一小部分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也是比较重的。这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说蒙古基本上它实行的是草原文化本位的这个国策，所以在这种国策之下，它的很多习俗还会保留下来，乃至对汉人也有些影响。主要在语言、名字、婚姻乃至服饰方面，有一小部分汉人也受蒙古的影响，因为文化影响都是互相涵化和互相影响的，不会是单方面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专门讲这个问题。当然最后的结论是少数汉人受蒙古文化的影响比较严重，部分的发生了蒙古化，大多数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还是比较平淡的，而且在吸收中间也有抗拒，也有保留。

北方的汉人越往北受的影响越重，在山西、在河北这个地方，尤其河北的北部胡化比较重，华夷正统观念，他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也有关系，这个方面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因为这时候正统的汉族王朝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就认同采用汉法的忽必烈政权成为正统的王朝，所以这也是个很自然的现象。这样这些大儒们他们采取的这种理念和观念上的变化，对于部分的汉人接受蒙古文化也营造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所以到朱元璋建立政权以后就在短时期内去实行了比较强硬色彩的去胡化政策，这也是一种汉人恢复政权以后的一种极端措施。

前面提到的四个问题，基本上前三个问题是比较积极的，第四个问题是政治的方面也有一些相对消极或者不可避免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但是第五个问题可以说是比较负面的，这就是全民服役当差和君臣关系的变化。

元朝跟唐宋不太一样，它实行的就是一种职业户计制度。职业户计制度怎么来的？实际上是征服王朝带来的。他把被征服的民众都按照职业，我虽然不杀你，但是你都按照职业给我当奴隶，或者当驱口、当私属来给我服役。所以随着职业户计制度，就有一个全民当差和全民劳役的问题。而这些东西又是我们唐宋尤其是唐宋变革中间根本已经在消亡的东西，都死灰复燃。因为我们看唐代的徭役从隋唐开始就已经以庸代役了，可以用纺织品来取代徭役，充当代役钱，充当代役物。宋代大部分是雇役，花钱来雇役，大部分是雇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但在元代就不然了，元代的户计制度和徭役制度重新出现了，或者是重新倒退到秦和西汉的那种形态，秦和西汉乃至于魏晋南北朝，也就是北朝的那种形态，北朝就类似于职业户计制度的这种形态。全民当差职业户计制度不仅在元朝，尤其在中原和北方大量存在，江南也有部分的移植。当然这移植没有触动到它的社会结构，还算万幸，因为实际上元朝中原的制度和江南的制度还有所区别，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点一国两制，南制和北制。以原来蒙古和金朝的制度治北方，以南宋的制度基本是南宋制度治的南方，还有这样的一种南北异制的情况。

但是我们讲到这种职业户计制度尽管在南方北方上有所差别，但是它大量地影响到明朝，乃至徭役制度，明朝也有继续死灰复燃的现象。尽管明朝我们刚才看，我们刚才讲到了明朝从风俗上从名字上搞过去胡化，但是明朝从朱元璋、朱棣建立王朝以后，再诸色户计和徭役制度上照搬元朝。这个就是说去胡化，它只是在某些地方，某些像风俗、名字这些问题上去胡了，服饰去胡了，这些方面去胡了；社会关系不是简单能去掉的。社会关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社会关系明朝大量的随着北方制度的传统惯性又延续下来了，所以明朝还是搞世袭的四大户计制度，军户、民户、灶户、匠户四大户计制度。按照王毓铨先生研究，明朝的户计这四大是主体。但是实际上诸色户计制度在明朝前期来说有几十种之久，也是世袭的，跟职业户计相关的就是徭役，明朝的徭役也是非常重的，非常典型的徭役制。而这些在两宋都是早就退化的东西，到元明尤其到明朝，又重新出现了，这是君民关系上的变化。所以元明这个时期基本上是一个全民当差、服役当差的一个阶段。这个我们还是要给予更多的关注，我们教科书上这一点讲得不是太突出。其实根据现在尤其是王毓铨先生，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明史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很不错的一个学者，他的研究是这样的结果。何兹全先生也认为元明是一个全民当差的时期。这是君民关系和徭役。

接着我们讲，君民关系影响到君臣关系。主要是草原的这种主从隶属关系也深入到君臣关系了，跟君民关系是有连带的，所以元明君臣关系显著恶化。我们看两宋的书，包括唐代的，士大夫的地位很高，两宋有我朝“不杀士大夫”，或者是赵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这么一些说法。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根据现在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成立，但是他这不杀士大夫主要是不杀谏议官，但是谏议官多数都是士大夫担任的。

但是在从元朝开始，可以说对大臣基本上当作奴仆对待，我可以给你很大的权，但是我随时都可以把你换掉杀掉，而且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所以忽必烈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尽管忽必烈我们说他是一代英主，贡献很大，我们刚才讲到历史功绩了，两项主要的历史功绩。但是你看他的诏谕，他是下了诏书、谕告，可是相当落后的。“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族，皆论诛之。”这是很野蛮的。确实从忽必烈开始到元朝，当然这不是他个人创造，从他祖宗就是这样的，他祖宗就这样带下来的。像王文统、桑哥、卢世荣，包括元朝中后期的很多正副宰相，遭到诛杀的大有人在。而且据《庚申外史》上讲说，元顺帝朝被杀掉了一品大臣有500多人，但是它说的可能有点过分，有数十人是可以随便讲的，我们可以缩小10倍（注：应为缩小到十分之一），是50人左右，是完全可以有考证，可以得到实数。

明朝，尽管我们刚才讲到去胡化，朱元璋、朱棣还是搞得比较强硬的。但是在君臣关系上，可以说基本上承袭了忽必烈的蒙元的这套，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所熟知的廷杖，这唐宋哪有这样的现象？唐宋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现象的，但是明朝居然出现了。而且我们看朱元璋的《大诰》中间有这样的说法：“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这里多打了一个大），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这个谕告也是非常野蛮的，一个比忽必烈的谕告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说有过之无不及呢？那个讲“诛”这个还讲“籍没了”，又更强硬了。还有一个他这地方不让隐居。不为君用就是隐居，隐居这是过去士大夫的一个传统，这个元朝还是允许隐居的。元朝你比如说许恒，像吴澄，他在朝廷他做官做得不顺心了，就跑回自己老家去了，这两个大儒都有这样的现象。别的朝代的隐居更常见，我们看汉唐的时候，终南山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隐居的地方，离长安很近，离洛阳很近，一些名士都隐居到终南山。因为这地方隐居了容易让朝廷知道，朝廷下一个征召，他有可能就去了。当今名士隐居的多少，这是以君主有道没道的标尺之一。我们唱戏都讲有道明君（有大道，道理的道），有道明君，你的在野的隐士就可以出来，到朝堂上做官去；你无道的话，那有名大臣有名的士大夫就跑到山里隐居了，不伺候你了，这是汉、唐、宋、元的惯例。所以我们看无论是旧唐书、宋史、元史，隐士传相对来说还是成规模的。明史的隐士传我专门看了，明史的隐士传寥寥几人。而且明史的隐士传就明显有这样，有几个早期的，再加上从中期开始，多数的隐士要经过皇帝批准，批准才能隐，不批准要杀你的头，要籍你的家。这是非常野蛮的专制主义。

所以钱穆先生讲，他说中国的专制主义是从元、明开始的。他说这个有点过分，你说专制主义，秦始皇那不算专制？也算，秦始皇也算。但是元、明、清最典型最强化，他是说对了。我们要看到重要的历史现象，确实是君臣关系在元明之际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恶化。士大夫过去那种崇尚道统、大道的那种历史时期，它不复存在了，这是我讲的第五个问题。

我们刚才讲到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恶化，它彼此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什么联系？第二条我们看一下，实际上这二者之间有共同的基础，就是社会关系的恶化，社会君民关系的恶化。我们过去的这种君民关系，国家和民众的关系是编户齐民，所以过去我们传统的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边民就是王民，但是在元代变成什么说法？我们看郑介夫的说法，这个人还是个南人，浙东衢州的。他说“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怯怜口”是私属，边民变成“怯怜口”，私属是半奴隶，这是出于元朝南人的笔下的说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关系实际上延续到明朝。所以我们同学们现在在这点上，我觉得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更自觉地领会，我们搞历史的人还是尤其搞古代史的，我们有这种责任，我们不要迷信别人一说国学，一说传统文化就觉得好得不得了，其实这都是极端的。传统文化有优秀的方面，但是也有些很值得批判的一些东西，值得反思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家国同构、家长制、父权制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来自家长制、父权制、家国同构。把王民都用这种主从关系来扩大，渗透了，私属来自这。所以对这些观念，看样子我们还是需要多反思多批评，多思考多清理，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得到很好的弘扬，以及跟别的优秀文化交融，再发展。

行，今天就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