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可以看乡吏职能的逐步地缩小。两汉时期的乡吏主管什么呢？《二年律令·户律》里面谈到有这么多籍，“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这些基本的籍、账簿，我们知道国家就是通过这些账簿来征发民众的赋税和徭役的，我们知道帝国的经济基础是赋税和徭役，对吧？控制民众的赋税徭役，那赋税徭役都是保存在乡里，这些户籍都是保存在乡里，由乡吏拿着这些正本来负责征收赋税和徭役的。

甚至到了《后汉书》里面，东汉时期还讲，秦彭当时做了改革，把征收田地赋税，把土地分为三等，当时专门制作了簿籍，而簿籍也是藏之乡和县，也是放在乡里和县里，完全和这个制度一样。那么正本也是藏在乡里，乡里是工作本，以此来征收赋税徭役，都是在乡里来进行的，征收赋税都在乡里。所以乡里才有什么平其差品等等这种功能在里面。所以啬夫听诉讼、收赋税，《汉书》里面记载得非常清楚。《续汉书》里也刚才谈到“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可以看到乡里的职能是非常的全的。尤其讲到征收赋税的时候，那么《后汉书》里面讲的《第五伦传》里讲“平徭赋”，你可以看到征收赋税徭役，它是根据你的户等情况来征收贫富的，这都是在乡里来处理的，乡里自主来处理，因为它就完全有户籍，有正本，有各种簿，他来处理。由此可以看出，户口、土地、田租等所有的簿籍的登记管理都是由乡来负责，并据此征发赋税徭役。此外，乡吏还为乡民迁徙、外出办理手续或提供证明。比方说民众要迁徙，要外出，哪怕你要办事，首先要向乡吏提出我要出去，那么乡吏给你出证明，向县里出证明，证明什么？你的赋税已经全部交纳，你这个人有没有刑事案件，所以要求县、里给你出“传”，这种簿作（音）文书。那么此外他也参与案件的审理和诉讼。刚才讲的职官这里面讲汉代乡吏负责诉讼，张家山汉简《具律》里面也提到这一点，“远其县廷者，皆得告所在乡，乡官谨听，书其告，上县道官”。那么在这个岳麓秦简里面有很多例乡啬夫上院书的情况。里耶秦简里也有很多乡啬夫上县里上院书，法律文书。

那么我还举个例子，《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当时是甲渠候官的候粟君和寇恩发生了民事上的纠纷，那么县里也就是派乡里要招寇恩来，在乡里进行诉讼，问寇恩到底什么情况？寇恩汇报事情经过，乡里拿出一个意见，再汇报到县里，也是乡处理诉讼这种情况。但是到了以后就完全不是这样。所有的账目都在乡里，乡里处理几乎和民众一切相关的事情，所以才有这种说法，说“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两汉时期但闻啬夫，就不知道郡县。

当然这是做得好的，就“人但闻啬夫”，有乡里把所有事情处理得非常好，民众感恩戴德，所以根本就有没有朝廷无所谓，但是处理不好的，我们就看到乡里的很多的作恶的问题。比方左雄，东汉时期汉顺帝时期左雄上书，就是说指责乡吏的权力过大，也是横征暴敛，“乡官部吏，职斯禄薄”，他的俸禄很少，但是他要坐车坐马，骑马，他要穿衣服怎么来的，都是从老百姓搜刮来的。所以说“特选横调，纷纷不绝”，还有“送迎烦费”。他的建议是什么呢？“乡部亲民之吏”，要用儒生清白者做乡吏。我们后世看到就是郡县叫作清明之吏，但这里把乡也叫作清明之吏，主管民众。你可以看到乡在秦汉时期地位是非常高的，职责也是非常全的。

到了魏晋时期，我们看到情况就发生变化。刚才说两汉时期乡征发赋税，完全自主征发赋税，征发贫富，到了魏晋时期，我们看到县更多地来介入。比方说，魏晋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赋税项目是户调。我们先看《晋书•刘超传》里面就知道，刘超做得非常好，他就往村里放一个函，大家投资产说你是什么资产就是什么资产，但是通常情况下什么呢？“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结评百姓家赀”，这个主者就指的是县令，就是平常的时候县令都四处跑，到平民百姓的家评资产，但是他是不用的，他就在村里放个函，你们自己说你们自己资产是多少就行了。其实在早之前，曹魏时期，东汉末年还有一个例子，一个个例就谈到当时曹操的家赀和曹植的家赀，也是当时县令来评定的，可以看到东汉末年其实县令已经开始评定家赀了。《晋书》里面说的当时普遍制度就是如此，是由县令来负责了，北魏的实际也是这样。比方说，北魏太延元年一个诏书，“若有发调”，征发赋税，“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就是说由县来主导下，来评定你的贫富，评定你的户等，来征发赋税，就是取代了乡吏的职责。

到了隋唐的时候，我们看到记载是更清楚了。隋唐时期，我们刚才讲的户籍保存在县里，正本的户籍保存县里，而且据户籍来评定户等，也是由县令来负责，县令叫作“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定户等由县令来定的，由县令亲自来定。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是根据户籍，大的依据，我们说是整个台账的户籍，但是具体地直接地征收赋税的，使用的是“差科簿”，而唐代的差科簿是明确说的，是由县令亲自来掌握来制作，并且要放在县亭里，由县令直接来据差科簿来征收赋税。“诸县令须亲知所部富贫、丁中多少、人身强弱，每因收手实之际，即作九等定簿”，就等于由县令来做的。虽然当时唐代存在乡级的行政机构，但是乡吏已经不存在了，由里吏来负责。县的做法是掌握户籍，掌握九等簿来征收赋税，据此来定赋税。里吏做什么呢？就是具体的征收，“簿定之后，依次差科”，县令依次差科，“若有增减，随即注记，里正唯得依符催督”，根据县令所下的文书来具体征收就行，不得干预差科。如果县令不在，佐官亦准此法。所有的差科内容都是由县令来掌握的，怎么征发，征发多少都是县令来定。里就是负责跑腿的。

在唐后期又重申规定，马端临《文献通考》里面讲，唐宣宗大中九年就下诏书说，“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做差科簿”，要求把差科簿，不仅要在县里放了，还要报州刺史，由州来负责监控。“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让令，让县令据簿轮流差科。所以唐代后期，杜牧谈到当时有个县做得非常好，说这个县令当县令以来，他做一个版簿，每一年轮检自差，自己来差发谁，都是自己亲自来定，来差发。他说通常的县是什么情况呢？“盖以承前但有使來，即出帖差夫，所由得帖，富豪者终年闲坐，贫下者终日牵船。今即自以版簿在手，轮转差遣，虽有黠吏，不能用情。”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是县令要征发赋税、征发差科，把命令文书给了所有主管的吏员，吏员再给下到里吏，里再具体来差科，但是他认为这种做法也有里吏上下其手，这县令做得更绝，他直接来差科，拿着这个簿，直接来找人，来征发，都省了中间的环节。但这种事是非常少见的，通常的是有这种程序，是由县令来下文，然后由具体的某个部门来执行，要里吏来做。所以杜牧就说他做刺史也想效仿，这样做刺史效仿怎么办呢？他自检自差，不下文帖付县，不让县来做，我就自己的州刺史，就自己来找人，因为按照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呢？“若下县后，县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乡只要两夫，事在一乡遍著。”只要两个人在乡里，就是里吏给弄得比较乱，把富人放过，把贫者差来。所以他如果自己籍在手中，巡次差遣，不由里正典正，你们就没有办法上下其手，就是刺史自己来做，这种事当然是非常少见的情况。通常就是郡里要下到县里，县里再具体来做。这是讲的差科赋税的情况，是由县令全部掌握来主导的，里吏具体的跑腿而已。

这是讲的赋税的情况，那么看看诉讼的情况。诉讼情况在魏晋时期其实已经有一些例子看出来，乡里已经不承担，就没有在诉讼方面有负责的现象。我们最近公布的一个“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案册”，这是最近刚刚公布的一个简册，就在我们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上公布的，是我来做的释文，在原先释文上重新做成。我们看到当时孙氏兄弟三人为分家产发生了纠纷，就是县里直接来处理的，根本没有存在乡里的事，我们刚才讲候官的事就是完全乡里来处理，这里没有，完全看不到乡的影子。根据刚才我们《隋书》的记载、史籍的记载，到了隋代是明确废除了乡的理讼权。权力就没有了，行政机构虽然到了唐代还有，但是乡的权力基本上都被撤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