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由此我们看来，随着书写载体的演变，中国古代的户籍的编造、保存与监督方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最初由乡单独制作，到乡、县共同制作，再到州督，在州的督促下县里来做，使户籍的制作一步步上移。户籍的保管，供具体操作的户籍正本从原来由乡掌握，到县里掌握。户籍掌握的具体操作正本也是从乡里变到县里，县里变成了整个一个控制的中心。那么旨在存档、监督的户籍副本则从起初放置于县，到最终中央所把控。与之相应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从战国至少秦朝以来，乡级主吏的品秩也在不断地下降，吏员的数额也在逐渐地减少，最终到了唐代，乡吏整个被裁撤，没有乡吏，不存在乡吏了。但不存在乡吏还有存在乡，乡吏的职能，和秦汉时期乡吏的职能相比，秦汉时期乡所拥有的诉讼的权力、诉讼审判权力、赋税征纳的权力和治安管理等职能也一步步被收缴到县里，收归到县衙，都是由县里来处理。乡的职能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有乡的机构存在，但是职能基本上不存在了，就被认为变成了一个征税的单位而已，编制人口单位而已。这些做一系列做法，其实是因为技术进步，从牍到简，从简到纸这种技术进步，逐步加强对地方控制，对民众监督的一个结果。但是同时这个监督是逐渐地收归，往上收归，收归到县里，具体的事还要乡里来做，各种里吏来做，那么就成了乡里派役人，派一些富豪来做这些杂役，就出现了我们经常说的宋代之后出现了所谓“皇权不下县”，为“皇权不下县”埋下了伏笔。但是我们知道之所以出现“皇权不下县”，是因为最初是国家一步步收归，把权力从乡里收回到县里，主动的一个结果，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本意是进一步加强监控的，但是最终没想到另外一个后果出来。因为必须要具体的有人来负责，具体负责呢现在落到了乡里那些富豪手里，那么出现了所谓“皇权不下县”，这种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