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题目是《中国古代书写载体的演变与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以户籍文书为例的考察》，这和海报最初的题目可能有所差异，但是我想把它放在更大的视野下来看这个问题。刚才毛老师已经介绍这篇文章，这个讲座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其实从去年年底曾经晚上突然有个想法，就列了一个大致的提纲，这两天正好把它梳理出来。所以这个机会其实因为刚才提到毛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所以借讲座的机会向毛老师和各位同学来请教。

大概我讲五点，如果时间不允许的话，我尽量讲快一点。第一，简、纸演变与“简”“牍”之别；第二，战国时期的户版；第三是汉代乡户籍为“户版”，纸本户籍中的籍贯书式，以及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通常说技术改变社会，技术改变生活。在我读书的时候，上大学才接触计算机，当时刚刚有计算机，我们学什么“286”“386”，学什么“DOS系统”，当时我们认为计算机可能是能方便于我们计算而已，但是没想到现在确实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所谓的“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现在生活中整个社会是离不开互联网，电子载体改变我们的整个社会。就比方这个图片，我们讲通过手机，通过电脑，我们可以和万里之外的人即时联系。比如我们现在电子邮件，以前我们想象写信需要送很长时间，传播很长时间，十几天来送信，而且还能不能收到都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用电子信箱，可能刚刚发的邮件，马上对方就可以收到，不管你是远隔千里，还是远隔万里，所以现在有一个所谓的地球村的一个概念。

那么可以在，比如电子资源现在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经常用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四库全书》等等，让我们非常方便地利用我们的文献资源，这些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再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做PPT，手边没有图片，就给我的学生发一个微信，告诉他从哪选两张图片给我发过来，很快就能发过来。所以在我们读大学，读硕士、博士阶段根本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读博士最多电脑是用于敲敲字而已，而我们当时也没电脑，往往手写完了之后再上电脑上去敲，让专门的所谓电脑公司或者打印店去负责敲，那么这就可以看到确实我们现在互联网时代，后来技术时代确实对我们的方方面面进行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一个改革。

那么在我们所谈的中国古代，从简到纸的演变、转变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我想大家都会了解。当然这个变化可能远远比不上现在的所谓电子时代变化大，但是对古人来说，当时这个变化应该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一个问题，在魏晋之前，我们说书写载体主要是简牍，当然对简的最早的使用时间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一般认为，在商代的时期已经有简册的发现，已经有简册的使用。所以王国维就说，像金石、甲骨、竹木，这三者不知孰为先后。我们通常说商代时期甲骨文，周代时期钟鼎文，但是我们谁也无法想象，甲骨文是主要用于占卜用的，钟鼎文主要是刻在金石上的，用于歌功颂德、积德的。那么当时在公文书的传递的时候用甲骨不可能，用钟鼎更不可能，当时主要就应该是用牍册之间的文书的联系和传递。所以有一句话，《尚书》有句话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就是商代的先王就可以用册和典，那么册就是指的简册，就是竹简，典就认为是重要的简册。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从商代开始就应该使用简册、简牍。一直到魏晋时期，我们简牍盛行的时期，所以他们把这个时代叫作简牍的时代。

那么到纸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西晋时期傅咸所写的《纸赋》都谈到它，表彰、夸奖纸的时候就说，“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那么指的是说简牍是不容易，就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来编连，不容易储藏也不容易使用，那么纸张就非常方便了，你想打开就打开，想把它这个收卷就可以收卷，“可屈可申，能幽能显”，然后讲“若乃六亲乖方，离群索居，鳞鸿附便，援笔飞书”，也就是指的是后面说“写情于万里，精思于一隅”。

我们知道简牍是比较笨重的，体积是比较庞大，重量也比较重的，在输送起来是非常的困难的。纸张就不是这样的，可以说纸张非常方便能够来输送，所以远隔万里很快就可以寄达得到。当然这个时代指的是和简册相比是很快的，当然从纸代替简还有很多一系列的变化。比方说搞文学题材的，他们一直来认为，在简册的时候人的思维是受到滞碍的，你在简上写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深思熟虑才能在简册上写下来，为什么？因为简是很难于被（书写），虽然用竹刀可以砍削，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费力的，所以一般是深思熟虑之后，一笔呵成，一气呵成在简上写下来。但是变成纸张的时代就不是这样，纸张时代我们可以不断地来打草稿，不断地再修改。所以研究文学题材的，他们也注意这个，纸和简的一个过渡，其实从简到纸的变化不仅仅是如此，那么我们说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我要谈的一个问题。

那么，除了我们关注从简到纸的一个变化之外，其实我们很少关注还有一个简、牍本身，从牍到简的一个过程。当然这是邢义田先生曾经谈到有一篇文章叫作《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谈到这一点，就是他做了个比较，以《史记》为例做个比较，说你看从简牍的时候，它的重量是多重，要写完《史记》的50多万字，那么它体积是多么庞大，和现在书本做比较，你可以看到它的，简牍的使用是非常不便的。他说，如果按照汉简，一般汉简是38个字，一枚简是38个字，如果以这个标准为估计50万字的《史记》，就需要用简用多少？13855枚简。重量多重呢？大概用简册写成《史记》是四五十公斤重，是现代纸本（重量）的六七倍。他说重量还不是很关键的，更重要的什么？更大的悬殊是体积，如果是50万字简本的体积，用简刚才讲的是13855枚，如果把这些简卷在一起，那么大概体积是284310立方公分，它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他说如果是和现代纸本，现在的《史记》的纸本体积做比较，是现代纸本的225倍。你可以看到体积、重量，重量是现在的五六倍、六七倍，体积是现在225倍，可以看到一个大的一个对比。所以当时简册时代，我们知道是一个如此的什么样的笨重，收藏不方便的时代。

除了简和纸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在中国古代我们还要关注到一点的是，简和牍之间其实有一个变化，我们平常说“简”“牍”并列，当然对于简和牍的区别，学术界有不同的一个争议。比方说有一种说法说简和牍是按材质上分，这是一个传统的观点，我们说从字形上的字上都可以看出来是形声字，对吧？简和牍都是形声字。简是竹制的，牍是木制的，当然这有《说文解字》这么解释。那么另外一种分类是我们学界现在通常用的一个观点，是按照什么？是按照形制上来划分？就是说宽者是为牍，窄者是为简。那么宽和窄的概念是在什么？这个界限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般认为，简是写一行字，或者是两行字的，写一行字叫作札，写两行字叫作两行，那么如果写上三行以上的，包括三行的，我们都视为牍，这是按书写的行数。当然如果说一定要给它一个数量的标准，比方说到底是多宽，一般我们认为是2厘米或2厘米以上的可以视为牍，但是这种分类是我们现在目前常用的分类，但是也有非常多的问题。比方说书写的，我们说的是现代的概念，我们现在使用分类，比方说吉林大学林沄先生，他又在1994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面，《古代的简牍》里面就提到这个，还是用这个观点。“总而言之，简和牍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质料，而在于形状。简是狭长的窄片，可以编连成册。”那么牍呢？是什么？是木质的，但是就是比较宽的，但是他也提出一个简和牍还有一个区别，就是牍可能出现的要比简要晚。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但是这种按形制上划分也有问题，就是说从形制上来说一定是2厘米以上或2点几厘米以上叫作牍，但是这个也有个麻烦问题，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目前所发现的牍，形制是不同的，窄的可以达到1.3厘米，那么宽的甚至可以达到什么？我这里面所列的宽是按居延新简里面是2.5，或者最宽的是到6，达到6，3.5，对，达到这么宽，差异非常大的。那么所写的行数也是差异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看起来牍的行数和容字其实没有一定的规律，说东方剧院出土的牍，容字是从几十到200字左右，但是我们目前所见的牍写的容字最大的，当然体积相对也比较宽的是尹湾出土的。那么这个写五（音）可以写到什么？第三栏和第五栏可以写到26行，一栏可以写26行，我们就可以想到它整个字，整个正面和背面一共容字量是1958，它的体积也是非常宽的。所以从形制上来看，一定把简和牍分出来也很麻烦，一定是2厘米以上，我们刚才看到1.6厘米。你说是两行，那么我们知道有时候写行数和形制没有必然的区别，有两行它就写两行字，但是它其实体积非常宽，所以行数和容字量，行数和宽度和容字量其实没有一个必然关系。所以这个分类也引起一定的质疑。

所以最近还有一个日本学者提出一个观点，他是从牍的一个本质特征来谈的。比方日本的角谷常子先生，他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他说，“牍的本质为单独使用，即不编缀的简”。他说我不管你的形制，也不管你的容字，我就看你整个文件是单独的一枚简还是用简册来做的。所以他把牍定义为是单独的简，那么他的说法也有一定的依据。比方《仪礼》里面讲，谈到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那么方就是版，就是说超过100字的用简册，那么不到100字的就用木版，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版，或者是单枚的简、单枚的牍和简册相对比较而谈，也是就分了两类。那么《独断》里面也谈到，蔡邕《独断》里也讲到“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那么也是指的是什么呢？“文少以五行”，这是牍，“文多用编两行”，就指的是用两行的竹简编成了策，也是把牍和简册是并提的，就分为两类。所以按照角谷常子的说法，单独的叫作牍。那么编连多枚简的叫作策，他是这么分类，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依据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必须强调，简和牍无论从形制上说，还是从材质说，它一个确实最关键的一个特征，就是将一件文书的全部的要素集中在单独的一枚简中，那么正因为它是把所有的一件文书的全部要素集中在单独一枚简，所以它就不会存在这种脱简、这种错简的现象，不像简册一样，因为简，如果中间因为简脱落，整个简册就打乱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在文书制度、官僚制度不成熟的情况下，在秦汉之际，尤其战国时期，那么牍的使用场合可能比后世更为广泛。所以我们现在在里耶秦简中出现了、看到了大量的牍，而且我们知道牍一般的材质是木质的，但是湖南里耶这个地方是到处产竹子的，但是它的简多数是木质的，都是牍，这就是因为当时官僚制度和文明制度不健全，所以把一件文书所有要素都写在一枚简上，我不用发生脱落，就这种现象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那么这种其实在睡虎地秦简里也有记载，就讲当时的文书“可用书者，方之以书”，要用“方”，“方”就是木版，用木版来写。但是我们说木版，因为形制相对比较宽，和竹比起来，它要比竹要厚，所以木版是一般不用于编连的。所以它是怎么呢？如果在输送过程中，如果有多枚怎么办？它往往是用缠起来，所以说“其县山之多茾者以茾缠书”，用草把它缠起来，或者用绳索把它缠起来，而不是用编，牍一般不是用编连的。所以牍和简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还在于，由于它们的材质、纤维结构不同，所以竹和木制成简牍之后，它的宽度和厚度有很大区别，所以这种竹简做的长而窄的这种形制是易于编连的，但是就我们说的木牍，因为它厚度比较厚，一牍就是一个完整的文件、文书。所以木牍作为文件通常是不编连的，我们目前所见的木牍很少见编连的。比方说这是湖南里耶出土的阳陵卒的十几枚的木版，这个木版不是用于编的。这个怎么判断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几枚木版是叠压在一起，所以这版上只有上一枚版的反文，反印的文字，如果是编的不会有这反文的。我们邢义田先生又把它作为有效的连缀，指的是第一枚版和第二枚版、第三枚版是可以连在一起的，第四、第五、第六是连在一起的，你可以看到它是个叠压的状态。再比如说，五一广场，我们前两天在读简班，我们读过这个木牍，那么这个木牍我们可以看到正面是有契口，是有绳子的痕迹，但是它背面是没有痕迹的。所以编连和缠的非常大的区别是，编连一定是正面和反面都有编绳的痕迹的，但是如果是缠的话不是这样，就是第一枚牍它的正面是有编痕的，最后一枚版它的背面是有编痕的。所以这个木牍也不是编连的，而是缠的。那么再比如高台秦汉墓，当时的考古发掘报告里就提出来，这三枚木牍是叠压在一起的，也不是用于编连的。

刚才讲关于简和牍学术界有不同争议，但是有一点大家是公认的，牍相对形制比较宽，相对不用编连，它的更大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一件文书，就所有文书的要素全部写在一枚牍上，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

我们现在来谈的具体今天来谈的户籍文书，它完全符合这样的特征。所以我们说先看最初的户籍的形式，就是完全的所有的家口写在一个版上，它的形制是比较宽的，它也不是用编连的。我们目前所见的最早的户籍实物是里耶的户版。其实在这个《周礼》里面，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就记载战国时期的户籍是用版做的，比方说它讲，“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就是说从一生下来，“生齿之上”就是几岁之上，都书写在版上。然后郑玄做注，东汉郑玄做注：“版，今户籍也”，版，就像今天的户籍一样。在卷3《天官·宫伯》里面又谈到，这些名籍是写在版上的，郑众做注说版就是名籍，是用版来做的，所以叫作户版，叫作版。“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等一会我们还要谈到这句话，但是我们现在要先看，他指的是战国时期这种名籍、户籍都是用版做的。《周礼》这种说法对不对？我们现在也见到战国时期，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户籍，就是里耶出的户版，我们命名为户版。它的典型特征就是一家的所有的人口都是书写在这个版上，它的长度是一样的，秦汉时期的二尺，今天的46厘米，它的宽度不一样，从1点多厘米到5厘米宽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木版的文字，然后第二枚版比较全的，就是“南阳户人荊不更黄得，妻曰嗛，子小上造台，子小上造宁，子小上造定，子小女虖，子小女移，子小女平”。这个木版是典型的木版，是分为五栏，上下分为五栏，中间是有栏线来隔开的。第一栏“南阳”是指的南阳里，“户人”指的是户主，“荊”是指的楚地，“不更”是爵位，“黄得”是名字了。第二栏的妻子的名字。第三栏写的是从这枚版上看的都写的是男孩子的名字，户主儿子的名字。第四栏是户主的女儿。第五栏写了一个“五长”，那么五长的字体的笔迹明显和正文不同，是二次书写的，第五栏是这样。第五枚木版是南阳户人荊不更黄，子不更昌，然后妻曰不实，子小上造悍，子小女什么的。那么除了写了户人，第一栏除了写户主，还写着户主的儿子。第九枚木版第一栏也写的户主、户主的儿子。第二栏写了户主的妻子，户主的“隶”，“隶”就是小隶、小妾，就是妾的身份。第三栏写的户主的儿子，第四栏写户主的女儿。第十枚木版，第一栏写的户主、户主的兄弟，两个兄弟。（第二栏写的）户主兄弟的妻子，两个兄弟的妻子。然后第三栏写着户主的儿子和户主兄弟的儿子，“熊子”。第四栏是户主兄弟的女儿。第五栏写了个“臣”，“臣”就是奴隶，第五栏的写法是和正文是一样的，不是二次书写，是一次书写下来的。

就此整理者做过一个排列，他认为整个木版的格式是什么格式呢？第一栏是户主的籍贯、户主的爵位、户主的姓名。第二栏是写户主或者兄弟的妻妾名字。第三栏是写户主儿子之名，此其前多冠以“小上造”。到第四栏是户主女儿的名字，一般称之为“小女子”。第五栏，和今天的档案的备注一栏相当，一般记录的“臣”名、母名和是否担任伍长。

这种分类其实是不对的，我刚才已经介绍到了。第一栏不仅是户主，还有户主的儿子，还可以写户主的兄弟。第三栏不仅是户主儿子，有时候可以写户主兄弟的儿子等等，所以如果按家庭称谓来对户版，分析它的格式、分析它的书写方式一定是不可靠的。

我原先专门写过文章来谈，它的分类方式是这样，书写格式是这样的。第一栏是壮男，不管你是户主的儿子、户主的兄弟，还是户主，写都是壮男的身份。第二栏是壮女，不管你是谁的妻子、谁的女儿，只要是成年女子都写在第二栏。第三栏写未成年的，就是小男，第四栏写小女，第五栏写老男老女以及伍长之类的备注的项目。那么这种书写的方式也符合《商君书·去强》篇所谈的，当时治理国家要重视非常重要的基本的数据，基本数据就有什么呢？就是“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所谓老弱就是老小，就壮男、壮女、老男、老女、小男、小女。这是我原先的观点，既然说是我原先的观点，代表我的观点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观点提出来之后，很多学界也赞同，认为说就应该按这种课役身份来写。因为我们看到整个户版是没有年龄的，但是这种书写方式也反映了这个课役身份，就应该是这么来看的。所以现在很多这个观点还是被学者所引用。

但我现在觉得我的观点是有问题的，观点的问题出在最初的释文上。我们最初在释文上，争议的释文上，之所以我判断第五栏是老男、老女，就在于第五栏出现了“母”，母曰什么什么，出现这个释文让我导致了认为是老男、老女的一个判断，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目前所见的秦、汉代的对人口的分类，并不谈老男和老女。比方说江陵松柏汉墓，48号木牍，这讲的汉武帝时期，西乡的户口簿，我们看到它是怎么分类呢？它对整个乡的一个户口分类是大男多少人、小男多少人、大女多少人、小女多少人，这是它整个对于乡的分类。好，你说这是汉代的汉武帝的，不代表是秦代如此或战国时期如此。我们可以看里耶一号井，里耶秦简，同出地的，那么它的对人口的分类是什么呢？这是对一个家庭的一个人口分类，上面是断文，写了个“伍长”，它的分类是“大女二人，小男一人，小女一人”，对，也是分大、小。那么，简47，说他家里叫南里户人官大夫：布。夫底下两点是通用号，代表大夫，官大夫，爵位，布这个人他家里“口数六人，大男子一人，大女子一人，小男子三人”，仍旧是分为大和小。所以我后来专门写一篇文章，就是战国和秦汉的“大”和“小”到底是什么含义。“大”其实就包括老的，所以老男、老女是不单独分出来的，在秦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