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随着书写载体的变革，变成纸本，那么东晋南朝制造制度发生了变化，户籍至少要一式四份，乡县要造籍，乡或者县要造籍，那么郡里要有籍，要放到郡里一份，还放在州里一份、中央一份，那么与汉代相比，因为户籍最后要上报至中央政府，所以原来那种籍贯只是注明里的做法，显然已不合要求。为了准确判定民户的身份标识，所以户主的籍贯必须写明其所在的州、郡、县乃至乡里，所以籍贯都要写明的，这是户籍造籍制度，所以不是简单一个书写格式变化。

那么到了唐代，造籍方式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要求县里拿着手实，拿着计账这种造籍的原始材料要到州里依式勘造，就是说在州的监督下要造，不是县里单独造了。刚才纸本时代是乡里到县里，在县里造的，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进一步地规定，为了对造籍的严格要求，叫县拿着这种造籍材料到州里，在州的监督下依式勘造，勘造之后一通送尚书省，州县各留一通，三通。中央一份，州里一份和县里一份。所以说从这个材料可以看到，唐代对造籍的监控进一步加强，不再简单是县造籍，而是由县、府、州造籍，州、县各留一份，送交户部一份。

刚才看到唐代的籍里面仅仅写户人某某，郡县乡里都不写，这是一个变革，就是一个方便的写法，注在了籍缝里面。注在籍缝里面，那好，两张纸都会有了，不用每一家每一户写明了，这是个简单的操作方式。

那么这是从户籍，编造户籍的制度，我们看到是有一个逐渐的变化过程，从乡，由乡造籍，乡里有户籍，到以后乡造籍，县里有副本。再以后什么呢？是中央直接控制，副本放在（中央）。到纸本时期，那么县里造籍，郡、州、中央都有进一步的加强监控，副本就用来控制你的户籍的伪乱情况，所以才出现南朝时期中央大量确籍的现象。如果像汉代那样，你的户籍不放在中央，不放在上级机构，你怎么能确籍？你不可能确籍。所以中央对户籍监控进一步加强。

所以汉代的时候当时官员就在说，就说汉代的上计只是具文而已，因为你汉代县以上的不掌握户籍，县以上仅仅将户口数字报给郡，郡再把一郡的户口数字报给中央里，所以你造假是非常容易造假的，所以中央发生了，朝廷发生溃烂，就是说你“上计簿具文而已”，很多是虚假的。但是我们看到到了南朝，你看到中央确籍下的如此大的力度，就在于它控制了户籍，所以监控能力的进一步的加强。

刚才讲的是以户籍文书为例，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以户籍文书来看，反映的中国古代基层统治的一个中心的上移的一个问题。

那么讲几点，第一点，统治中心的上移，就指的是从乡这一级逐渐地变成县一级，统治中心转移到县。在秦汉时期，乡的地位是比较高的。首先我们看几个例子、几点。第一，乡吏的品秩和乡吏的吏员数量。在秦汉之际，我们看到的当时乡吏是非常多的，名目非常多，有乡啬夫，有乡佐，有乡史，有里典，有里佐；等等。这属于行政系统，就主管户籍赋税之类。另外还有县里直辖的，还有乡司空，还有仓主。还有田部系统，有田啬夫，有田史，有田典；等等。那么他的品秩要比后代要高。

比方说，按照我们看到《二年律令•秩律》里面讲，田部、乡部的品秩是200石，是不同的，有的是200石的，有的乡部是160石的，还有毋乘车之乡部120石。这些品秩都比汉代的品秩要高。

但是到了汉代，我们说这是木版里面谈到它是作为乡史来存在的。到了汉代的时候，《汉书》和《续汉书》中都有记载，乡吏就不见田部系统了，那么乡吏的主要有什么呢？三老，“有秩、啬夫、游缴，三老掌教化”，就属于教化系统，属于民，这不属于官吏系统、吏员系统，属于民的系统了。我们不管三吏、三老，看啬夫，乡里的啬夫，啬夫的职能是什么呢？“听讼”，民讼，就民事诉讼他要负责听，负责来处理的，然后是征收赋税。游缴是负责什么？管治安的，禁盗贼的。《续汉书》里面也这么讲，说得更明确，它的有秩，说乡里的啬夫分两种，一种叫作有秩啬夫，一种叫作普通的啬夫，那么有秩啬夫秩是多少？100石，比原先要少了，原先是200石的，160石的，无秩的还是120石。现在是有秩的是只有100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比这个有秩要小。那么他们乡里的功能、职责是比较齐全的，职责说，“主知民善恶”，好坏就是负责。“为役先后”，就是征发赋役，先征发谁，后征发谁。“知民贫富”，你掌握的户吏，我们的汉代户吏是有户等的，户吏高低户等的高低，根据户等的不同，你征发赋税不同，在征发赋税考虑你的户等的问题，考虑你的户的高低的问题，考虑你的为役先后问题，都是由县在负责，“平其差品”。先征发谁，后征发谁，征发多一点还是少一点，都是由乡里来完全负责的。那么游缴掌禁盗，这个是没有区别的。乡佐是管民收赋税，我们可以看到乡里的职责是非常齐全的，诉讼系统、征赋役，还有治安都有负责。

但是到魏晋时期，我们说关于《晋书》的《职官志》里面也记载了关于乡吏的一个记载，我们看到只有介绍了只有个乡啬夫，啬夫之后，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治书史，还有一个佐，但是他的品秩是多少？说不详，不知道，这个我们不知道，没有记载什么。但是我们说魏晋时期，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乡的记载是非常少的，我们甚至看不到乡吏的作用。在魏晋南北朝史书从里面看不到乡吏的作用。

那么明确的是，我们看到了隋唐时期一个大的变化，隋代明确规定，虽然乡设了乡正，最初的是当时苏威提出要求，让乡正来“理人间词讼”，负责诉讼。这是他提出来要诉讼，你可以看到之前是取消了诉讼的，那么李德林就认为不应该让乡正来负责诉讼。他说：“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就是说上下其手，不见得能管得好，也就是乡正素质比较低。但是当时隋高祖是听了高颎的建议是置了乡正管诉讼，但是以后到了10年的时候，虞庆则又指出说，“五百家乡正专理词讼，不便于人，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乃废之”。又废了，并不是废的乡正，而是把乡正的这种负责词讼的这种职能给取消了。这些相比较之下就是乡正的职能是减少了。

那么到了唐代，唐初曾经设乡长，到了贞观十五年就废除了乡长。乡里是没有吏员的。没有吏员怎么办？是由里的吏员轮流轮值到乡里做轮值。整个乡的职官是没有，乡吏系统是没有的。整个被裁撤，到唐代完全被裁撤。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职能的一个弱化，到逐渐的被裁撤的过程。

第二点可以看乡吏职能的逐步地缩小。两汉时期的乡吏主管什么呢？《二年律令·户律》里面谈到有这么多籍，“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这些基本的籍、账簿，我们知道国家就是通过这些账簿来征发民众的赋税和徭役的，我们知道帝国的经济基础是赋税和徭役，对吧？控制民众的赋税徭役，那赋税徭役都是保存在乡里，这些户籍都是保存在乡里，由乡吏拿着这些正本来负责征收赋税和徭役的。

甚至到了《后汉书》里面，东汉时期还讲，秦彭当时做了改革，把征收田地赋税，把土地分为三等，当时专门制作了簿籍，而簿籍也是藏之乡和县，也是放在乡里和县里，完全和这个制度一样。那么正本也是藏在乡里，乡里是工作本，以此来征收赋税徭役，都是在乡里来进行的，征收赋税都在乡里。所以乡里才有什么平其差品等等这种功能在里面。所以啬夫听诉讼、收赋税，《汉书》里面记载得非常清楚。《续汉书》里也刚才谈到“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可以看到乡里的职能是非常的全的。尤其讲到征收赋税的时候，那么《后汉书》里面讲的《第五伦传》里讲“平徭赋”，你可以看到征收赋税徭役，它是根据你的户等情况来征收贫富的，这都是在乡里来处理的，乡里自主来处理，因为它就完全有户籍，有正本，有各种簿，他来处理。由此可以看出，户口、土地、田租等所有的簿籍的登记管理都是由乡来负责，并据此征发赋税徭役。此外，乡吏还为乡民迁徙、外出办理手续或提供证明。比方说民众要迁徙，要外出，哪怕你要办事，首先要向乡吏提出我要出去，那么乡吏给你出证明，向县里出证明，证明什么？你的赋税已经全部交纳，你这个人有没有刑事案件，所以要求县、里给你出“传”，这种簿作（音）文书。那么此外他也参与案件的审理和诉讼。刚才讲的职官这里面讲汉代乡吏负责诉讼，张家山汉简《具律》里面也提到这一点，“远其县廷者，皆得告所在乡，乡官谨听，书其告，上县道官”。那么在这个岳麓秦简里面有很多例乡啬夫上院书的情况。里耶秦简里也有很多乡啬夫上县里上院书，法律文书。

那么我还举个例子，《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当时是甲渠候官的候粟君和寇恩发生了民事上的纠纷，那么县里也就是派乡里要招寇恩来，在乡里进行诉讼，问寇恩到底什么情况？寇恩汇报事情经过，乡里拿出一个意见，再汇报到县里，也是乡处理诉讼这种情况。但是到了以后就完全不是这样。所有的账目都在乡里，乡里处理几乎和民众一切相关的事情，所以才有这种说法，说“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两汉时期但闻啬夫，就不知道郡县。

当然这是做得好的，就“人但闻啬夫”，有乡里把所有事情处理得非常好，民众感恩戴德，所以根本就有没有朝廷无所谓，但是处理不好的，我们就看到乡里的很多的作恶的问题。比方左雄，东汉时期汉顺帝时期左雄上书，就是说指责乡吏的权力过大，也是横征暴敛，“乡官部吏，职斯禄薄”，他的俸禄很少，但是他要坐车坐马，骑马，他要穿衣服怎么来的，都是从老百姓搜刮来的。所以说“特选横调，纷纷不绝”，还有“送迎烦费”。他的建议是什么呢？“乡部亲民之吏”，要用儒生清白者做乡吏。我们后世看到就是郡县叫作清明之吏，但这里把乡也叫作清明之吏，主管民众。你可以看到乡在秦汉时期地位是非常高的，职责也是非常全的。

到了魏晋时期，我们看到情况就发生变化。刚才说两汉时期乡征发赋税，完全自主征发赋税，征发贫富，到了魏晋时期，我们看到县更多地来介入。比方说，魏晋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赋税项目是户调。我们先看《晋书•刘超传》里面就知道，刘超做得非常好，他就往村里放一个函，大家投资产说你是什么资产就是什么资产，但是通常情况下什么呢？“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结评百姓家赀”，这个主者就指的是县令，就是平常的时候县令都四处跑，到平民百姓的家评资产，但是他是不用的，他就在村里放个函，你们自己说你们自己资产是多少就行了。其实在早之前，曹魏时期，东汉末年还有一个例子，一个个例就谈到当时曹操的家赀和曹植的家赀，也是当时县令来评定的，可以看到东汉末年其实县令已经开始评定家赀了。《晋书》里面说的当时普遍制度就是如此，是由县令来负责了，北魏的实际也是这样。比方说，北魏太延元年一个诏书，“若有发调”，征发赋税，“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就是说由县来主导下，来评定你的贫富，评定你的户等，来征发赋税，就是取代了乡吏的职责。

到了隋唐的时候，我们看到记载是更清楚了。隋唐时期，我们刚才讲的户籍保存在县里，正本的户籍保存县里，而且据户籍来评定户等，也是由县令来负责，县令叫作“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定户等由县令来定的，由县令亲自来定。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是根据户籍，大的依据，我们说是整个台账的户籍，但是具体地直接地征收赋税的，使用的是“差科簿”，而唐代的差科簿是明确说的，是由县令亲自来掌握来制作，并且要放在县亭里，由县令直接来据差科簿来征收赋税。“诸县令须亲知所部富贫、丁中多少、人身强弱，每因收手实之际，即作九等定簿”，就等于由县令来做的。虽然当时唐代存在乡级的行政机构，但是乡吏已经不存在了，由里吏来负责。县的做法是掌握户籍，掌握九等簿来征收赋税，据此来定赋税。里吏做什么呢？就是具体的征收，“簿定之后，依次差科”，县令依次差科，“若有增减，随即注记，里正唯得依符催督”，根据县令所下的文书来具体征收就行，不得干预差科。如果县令不在，佐官亦准此法。所有的差科内容都是由县令来掌握的，怎么征发，征发多少都是县令来定。里就是负责跑腿的。

在唐后期又重申规定，马端临《文献通考》里面讲，唐宣宗大中九年就下诏书说，“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做差科簿”，要求把差科簿，不仅要在县里放了，还要报州刺史，由州来负责监控。“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让令，让县令据簿轮流差科。所以唐代后期，杜牧谈到当时有个县做得非常好，说这个县令当县令以来，他做一个版簿，每一年轮检自差，自己来差发谁，都是自己亲自来定，来差发。他说通常的县是什么情况呢？“盖以承前但有使來，即出帖差夫，所由得帖，富豪者终年闲坐，贫下者终日牵船。今即自以版簿在手，轮转差遣，虽有黠吏，不能用情。”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是县令要征发赋税、征发差科，把命令文书给了所有主管的吏员，吏员再给下到里吏，里再具体来差科，但是他认为这种做法也有里吏上下其手，这县令做得更绝，他直接来差科，拿着这个簿，直接来找人，来征发，都省了中间的环节。但这种事是非常少见的，通常的是有这种程序，是由县令来下文，然后由具体的某个部门来执行，要里吏来做。所以杜牧就说他做刺史也想效仿，这样做刺史效仿怎么办呢？他自检自差，不下文帖付县，不让县来做，我就自己的州刺史，就自己来找人，因为按照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呢？“若下县后，县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乡只要两夫，事在一乡遍著。”只要两个人在乡里，就是里吏给弄得比较乱，把富人放过，把贫者差来。所以他如果自己籍在手中，巡次差遣，不由里正典正，你们就没有办法上下其手，就是刺史自己来做，这种事当然是非常少见的情况。通常就是郡里要下到县里，县里再具体来做。这是讲的差科赋税的情况，是由县令全部掌握来主导的，里吏具体的跑腿而已。

这是讲的赋税的情况，那么看看诉讼的情况。诉讼情况在魏晋时期其实已经有一些例子看出来，乡里已经不承担，就没有在诉讼方面有负责的现象。我们最近公布的一个“西晋建兴元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案册”，这是最近刚刚公布的一个简册，就在我们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上公布的，是我来做的释文，在原先释文上重新做成。我们看到当时孙氏兄弟三人为分家产发生了纠纷，就是县里直接来处理的，根本没有存在乡里的事，我们刚才讲候官的事就是完全乡里来处理，这里没有，完全看不到乡的影子。根据刚才我们《隋书》的记载、史籍的记载，到了隋代是明确废除了乡的理讼权。权力就没有了，行政机构虽然到了唐代还有，但是乡的权力基本上都被撤销了。

所以由此我们看来，随着书写载体的演变，中国古代的户籍的编造、保存与监督方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最初由乡单独制作，到乡、县共同制作，再到州督，在州的督促下县里来做，使户籍的制作一步步上移。户籍的保管，供具体操作的户籍正本从原来由乡掌握，到县里掌握。户籍掌握的具体操作正本也是从乡里变到县里，县里变成了整个一个控制的中心。那么旨在存档、监督的户籍副本则从起初放置于县，到最终中央所把控。与之相应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从战国至少秦朝以来，乡级主吏的品秩也在不断地下降，吏员的数额也在逐渐地减少，最终到了唐代，乡吏整个被裁撤，没有乡吏，不存在乡吏了。但不存在乡吏还有存在乡，乡吏的职能，和秦汉时期乡吏的职能相比，秦汉时期乡所拥有的诉讼的权力、诉讼审判权力、赋税征纳的权力和治安管理等职能也一步步被收缴到县里，收归到县衙，都是由县里来处理。乡的职能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有乡的机构存在，但是职能基本上不存在了，就被认为变成了一个征税的单位而已，编制人口单位而已。这些做一系列做法，其实是因为技术进步，从牍到简，从简到纸这种技术进步，逐步加强对地方控制，对民众监督的一个结果。但是同时这个监督是逐渐地收归，往上收归，收归到县里，具体的事还要乡里来做，各种里吏来做，那么就成了乡里派役人，派一些富豪来做这些杂役，就出现了我们经常说的宋代之后出现了所谓“皇权不下县”，为“皇权不下县”埋下了伏笔。但是我们知道之所以出现“皇权不下县”，是因为最初是国家一步步收归，把权力从乡里收回到县里，主动的一个结果，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本意是进一步加强监控的，但是最终没想到另外一个后果出来。因为必须要具体的有人来负责，具体负责呢现在落到了乡里那些富豪手里，那么出现了所谓“皇权不下县”，这种现象出现。

好，我大概的介绍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