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近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委托项目，就是蒙古族源问题，有一些心得体会，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想法。

蒙古族源的问题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争议比较多的问题，在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学说，有“匈奴说”“突厥说”“东胡说”“吐蕃说”“白狄说”“蒙汉同源说”“混合说”等，非常多。在这些观点里影响比较大的，是“匈奴说”“突厥说”“东胡说”和“混合说”。但这四种理论也互相争执，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因为差别很大。

第一个是“匈奴说”。“匈奴说”曾是国内外学术界比较主要的观点，特别是国际学术界外国学者，欧洲、苏联、蒙古国的一些学者对“匈奴说”非常提倡。蒙古史学家拉西朋斯克最早提出蒙古人起源于匈奴。其他学者也有这样的意见。比如俾丘林认为匈奴和蒙古分布的地域相同，蒙古起源于匈奴的可能性非常大。中国学术界曾受苏联影响比较大，当时苏联学术界对于民族概念的定义，就是分布于共同的区域。俄国学者认为匈奴和蒙古分布在共同的区域里，因此它起源于匈奴。

但是我觉得未必。一个民族一定起源于本地吗？有的民族可能是迁徙过来的，就要另当别论。日本著名大师级学者白鸟库吉主要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蒙古的族源，认为它和匈奴有关。用比较语言学研究民族的起源问题，有一定的道理，匈奴的语言和蒙古的语言如果是同一种语言的话，那么他们有祖先和后裔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但讨论现代的两个民族是不是有比较接近或者共同的渊源，根据语言考察是从比较有利的出发点。假如两个民族的语言是非常相似，甚至相同，那么没有理由说他们在起源的问题上没有关系，否则两个不同的人群怎么能讲同样的话、互相都能沟通。但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一个是已知的，一个是未知的，蒙古族的语言是已知的，现在研究匈奴是不是蒙古人的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证据有点欠缺。白鸟库吉从比较语言学所比较的蒙古语是很充足的证据，但匈奴是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他所研究的匈奴语言主要是从汉人的典籍里记录的匈奴人词汇。匈奴的王叫“单于”，王后叫“阏氏”。但“单于”两个字是中原汉人作者在著作里用音译翻译过来的“chán yú”的发音，然后用汉字来描述。目前在汉文典籍中，能够明确让大家研究的匈奴人词汇很少。根据很少的词汇，就说和蒙古人、蒙古语有一些相似，断定匈奴的后裔是蒙古人，就证据不足了。

因为很多民族，特别是草原地区的民族常常是不同的民族，但他们互相沟通比较方便，就会在语言上有一些沟通和借鉴。仅仅根据少量的词汇就断定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是祖先和后裔的关系，就显得证据不足。匈奴人是一个没有文字的古代民族，他们语言学上的一些词汇只不过是通过汉文典籍音译过来的只言片语，仅仅通过这样来研究族源问题有些欠缺。

第二个是“突厥说”。根据文献记载，南宋赵珙在《蒙鞑备录》里就提到了“突厥说”，说鞑靼（指蒙古）出于“沙陀别种”，沙陀属于突厥系统，一般学术界都没有异议，既然属于沙陀别种，蒙古人应该属于突厥系统的突厥后裔。还有一些学者引用最早的文献，也提出“突厥说”，到近代以后有很多著名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但“突厥说”也有一点问题。关于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某某民族是另一个民族的“别种”，究竟怎么理解？民族史学界在文献学里已经有很多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了。比如说鞑靼出于“沙陀别种”，“沙陀别种”是沙陀人的一支吗？如果把鞑靼出于“沙陀别种”理解成他属于沙陀的一部分，那“突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还有一些学者提出来“某某别种”的意思跟这正好相反。从另一种文献解读上说鞑靼如果属于“沙陀别种”，理解成他加入沙陀民族群体里的一个和沙陀没有关系的人群才叫别种，要不然都是沙陀人，是同种了。和主体民族不一样的人群才叫“别种”。要这样理解的话，那赵珙在《蒙鞑备录》中的这句话，虽然曾经被沙陀作为沙陀共同体加入了，但和沙陀人明显不一样，它是另外的一支，那怎么能说蒙古人属于突厥的后裔？

第三个是“东胡说”，或者叫“室韦说”，这种说法最早提出来的是南宋洪皓在《松漠纪闻》一书中。洪皓当时是被派到北方草原地区的官员，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所以一般认为《松漠纪闻》记载的北方民族事情多少有点靠谱，因为它是实地考察过的中原人回来以后写的汉文典籍。他提到蒙古的祖先是蒙兀室韦，而蒙兀室韦又属于东胡族系，后来有很多学者也都是类似的记载。所以认为鲜卑、契丹、蒙古都属于东胡后裔。近代学者王国维通过考证，根据两唐书中的记载，认为汉籍中的很多北方民族或者叫部族的名称都和蒙古有关，比如萌古子、蒙国斯、蒙兀、蒙古、萌古、蒙古里，都和“蒙古”译音相似，这是同一个音的不同译名。后来马长寿先生又做了统一研究，把乌桓、鲜卑、契丹划分成蒙古语族，都属于东胡语族的后裔等。我认为证据稍微比较充足的是“东胡说”。当然光靠文献的记载也有问题。

第四个是“混合说”。我最赞成“混合说”。因为蒙古族横跨欧亚草原，曾经建立了蒙古帝国，最后发展成现在的蒙古族。如果从现代蒙古族的角度来探讨它的族源问题，它一定是多源的，而不是单源的。就像中国目前人数最多的汉族，如果探讨汉族的族源，肯定有很多不同的古代民族都融入其中。鲜卑人入主中原以后，名称逐渐在历史记载中消失了，鲜卑可能在一些北方少数民族里，但很大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融入汉族里了。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鼓励鲜卑人穿汉人的衣服，说汉话，还鼓励鲜卑人和汉族通婚，自然会有一部分血统融入汉族里。所以谈汉族的起源，古代民族都有可能是它们的源头之一。蒙古族也是一样。蒙古族曾经在历史上的统治空间很大，各种各样血统的人都会融入蒙古族里，“混合说”的观点是最应该提倡的。但在探讨蒙古族族源时，要分清两件事情，一个是探讨它的主源，或者是原蒙古人的本体的来源。这是比较小的一部分，比如说蒙兀室韦直接发展到后来的蒙古，或者和成吉思汗直接有关的部族，这些应该是蒙古族族源的本体的主源。蒙古大帝国扩张了以后，被融入蒙古人里的其他部族可以作为多元的方面。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研究它的主源，更多考虑的是“东胡说”，和东胡、蒙兀室韦、鲜卑都有关系；研究整个蒙古族起源时，其他来源甚至白种人的血统都会融入。成吉思汗军队到了中亚甚至东欧，肯定会融入一些白种人的血统。所以把“东胡说”和“混合说”结合起来考虑蒙古族源，是比较合适的。

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国内外学者对于蒙古族源问题的研究多半主要停留在是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从民族史、民俗学、比较语言学这些角度来探讨，还缺少直接证据。因为古代文献记载有限，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使用这些历史文献，就会得出不同的见解。

关于蒙古族源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将近100年，国内外学术界各说各话，谁也说服不了谁。现在研究蒙古族源的问题，就想根据吉林大学的学科优势，从生物考古角度，用DNA的方法来解决蒙古族源问题。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蒙古族源问题，至少是探索性的新突破。

我们探讨蒙古族源时，首先要找它的主要问题。蒙古本体就是原蒙古人的基因。有了这个基因以后，再分析现代蒙古族中（的基因），如果在现代蒙古族的基因里，有和原蒙古人基因相同或者相似的，就能判断是现代蒙古人里的本体的原基因来自原蒙古人的基因，现在蒙古人的基因中所含的原蒙古人以外的基因，应该是后来大帝国时期融入了其他人群，比如白种人、汉人或其他。最近这些年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了一系列和东胡、鲜卑、契丹有关的古代人类的人骨，对这些人骨资料进行人种成分的分析和古DNA的研究，为我们提供新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证据。这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最近这些年做的一项工作。

研究蒙古族的族源问题，先得搞清楚现在的蒙古族的体质特征和遗传学构成是什么？蒙古族，在人种分类上属于黄种人中的北亚人种，又叫西伯利亚人种。虽然不同地区的蒙古族现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上也有一定差异，但共性非常明显，属于北亚人种。最典型的特征是不管是哪个地区的蒙古人，共同特征是低耳廓的颅型，脸部高且宽。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征，比如眼部的内眦皱褶比较明显，又叫“蒙古褶”。“内眦皱褶”，人的内眼角，上眼睑压在下眼睑上面。白种人、黑人的眼睛不搭着，粉红色的肉直接露在外面，而黄种人的肉看不见，盖在褶后面。黑人和白人是大眼睛，黄种人眼睛眼睑比较小。眼部的这些特征和长期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环境有关系，比如风沙比较大，眼睛大的容易迷眼睛，眼睛小迷不了，用达尔文的环境选择理论，生活在风沙地区的人的眼睛越小越好，越有生存竞争力。蒙古高原地区是多雪地区，雪光的反射对人的眼睛伤害非常大，会引起雪盲，眼睑越小越不容易得雪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