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继续我的讲题，我综合了十个小题目。

一，往事堪回味。这是讲一讲四川大学过去跟我们的一点关系。刚才我讲了现在的，我等会再讲一些过去的、我们老师的一些关系。

二、三，我讲一下怎么样看玉器的问题，我觉得玉器是应该怎么样观察。

四、五，我就开始讲二里头文化的研究。

在演讲前，我要声明一下，二里头文化玉器基础的概念，是最近从2005年我参与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后，我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许宏先生合作，从他——特别是从绿松石的工艺技术以及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二里头文化周围的玉器——得来的。我想二里头其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我们往往考虑三星堆、考虑金沙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思想方面、我看报告书里面，都是往商文化去对比，这个当然也是非常正确的。可是在学术界里面，对二里头文化它是姓“商”还是姓“夏”，这个还没有定论。所以，二里头文化从第二期开始、第三期以后，是商文化还是夏文化？现在严格来讲还没有一个科学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我们从二里头来看，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三星堆，比如说金沙以及东南亚的玉器，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很标准的器型，可能在二里头时期已经形成了。在商代早期，这种东西可能在整个东亚的南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扩散。这就是我想讲的——从二里头遗址的一些研究。

所以我今天所讲的，虽然是现在我正在跟社科院合作的成果，也可以说——这里边很多的文物，在合作过程中我都能看到，照片也拍得非常多——这个研究的成果也可以说是我们香港中文大学跟社科院考古所共同的成果，也是可以说许宏先生跟我两个人。我们两个人不同的角色，他主要是研究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玉器等，可以说与华北的关系，我自己的重心是研究二里头的玉器对东南亚的影响，我们今天还是有一点分工的。

我刚才讲二里头里面，还讲了一个很大的“龙”。大家都知道那个是2002年发现，2004年正式公布的。那个“龙”出现以后，它的影响力、它的重要性可能因为我们还没公布很多的材料，所以很多思想上面我们还转不过来。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考古所里边很多人的思想在转变。由于这个大“龙”的出现，用这个大“龙”去看到其他的“龙”的存在。再从二里头时期其他“龙”的存在，比如说是我这边说的“龙牌翻身记”，它过去不是龙牌，现在考古所都承认这种的牌子是一个龙牌。它所带来的影响，我讲二里头时期不同的龙的形状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龙”是有很多不同的样子。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这次我的题目的副题里边，“点破龙牙璋”这个牙璋，我们也知道这样的玉器，形成在二里头文化当时非常成熟的国家的时期。这个龙在里边起的作用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如果把商代的青铜器上面的龙，一同考虑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是龙牙璋。我解释这个牙璋里面有龙牙璋，许宏先生他是非常同意的。这个龙我们怎么看呢，等会我说，这个龙是一个纵剖面的龙。比如说龙牌它是一个正面的龙。2002年挖出来的那个是一个立体的龙。还有很多龙。就是说一个龙的形状可以从不同的面、不同的角度去呈现。我们想这个为什么是龙呢？今天可能很多的问题我们不一定有绝对的一个解释，可是我想，我们从这个方向是不是可以考虑？

另外就是整个牙璋的问题，“牙璋之伟业”。牙璋从山东出现以后，对东亚的影响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碰上的题目。因为我在香港挖到牙璋，我在越南也挖到牙璋，现在我也研究二里头的牙璋，山东以及河南的很多遗址也出现有牙璋，我们把牙璋精细地做了一个研究。如果把陕西的、还有四川的牙璋，也集中起来研究的时候，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含义呢？

第九“三星金沙玉”。我也讲一下三星堆跟金沙里边的玉璋的问题。里边我想讲几个概念。

我想要通过八“牙璋之伟业”跟九“三星金沙玉”，讲一个“立体的牙璋”的概念。“立体的牙璋”的分布不是平面的。我们从三星堆遗址挖出来的牙璋，一个坑两个坑，它是一个时代，就是它的最后埋藏的时代，我说这个埋藏时代就是平面的。其实里边很多古董，有些早的有些晚的。我们如果把整个中亚的牙璋都弄清楚，黄河流域每一个时期它有定型的，我们考古学者将它的制作年代跟埋藏年代区分后，再考虑什么是早期的牙璋，什么是中期的，如果能这样区分，再结合空间一起考虑。这就是我过去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我们希望有一个“立体的牙璋”起源跟扩散的历史。这里面，我觉得三星堆里比较重要的是1929年/1931年中兴乡发现的牙璋。昨天我在川大博物馆，给牙璋拍了照片以后，我真的疯了，疯倒了，因为太感动了。就有些很细的位置，我们希望像把牙璋里边一些DNA抽出来一样——哪一条线是这个位置，是怎么样，它是怎么样演变，跟什么地方有关系……

我想金沙也好、三星堆也好，里边的牙璋我们不能200年、300年里边把它都归在同一个时代，也没有办法给它分早晚。我想通过更多的材料，通过更精细的对比——对比黄河流域、对比东南亚的材料，我们可能看出一些。就是光看四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哪一部分跟黄河流域有关系。

从龙带出来的最后内容，是“龙究是何物”。龙的文化我们不陌生，我们今年（2012年）还在过龙年。最后我就讲讲我在东北亚研究的龙的一些问题。

我也搞不清1929年还是1931年，三星堆旁边的中兴乡，现在也有学者把它叫燕道诚家里的坑里出来的玉器。

所以我觉得非常荣幸，在“冯汉骥学术讲座”我讲牙璋是很合适的。20世纪70年代，冯先生也写过这方面的研究，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思索。1929年的挖掘发现，刚好与我们中国人开始自己发掘“殷墟——商代帝王遗址”同时期。我觉得三星堆的重要性，当时在我们中国考古学里面不知道这么重要，现在觉得这个越来越重要。从玉器的学术史来说，1929年也好，其前后的发掘发现也好，对整个中国来讲、对玉璋的研究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

我们知道玉璋是比较多的，比如陕西也有，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比较多的发现，从前当然也有很多留在国外。或者我们所看的二里头，其他地方的牙璋从来没有像四川这样。四川古代的蜀国为什么这么喜欢牙璋？都把它搞得这样大，还有很多形状非常怪。它对东南亚的一些影响都是很值得我们考虑的。

另外就是川大的童恩正先生，我们有过一些书信来往。1986年我们在半坡开会的时候，童先生对我还提了一些问题，后来我们在中文大学有一些来往，也是非常怀念。这个书是后来童先生去了美国之后，他要人带给我的，写的字非常清瘦的。

另外“往事回味”一位，就是我的老师，郑德坤先生，也不用介绍。他1941到1947年在四川的成都华西大学里面当馆长，我来以前我把老师的书看了一遍，我看到里边，他对现在川大两个牙璋很多地方描述得很清晰。我老师从前摸过的东西，我现在又有机会第二次亲手摸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要好好做好这个工作，才对得起我的老师，让我有机会在香港能够学考古，一直都是为考古界工作到现在，所以我非常感谢。

上面所介绍的，都是我觉得，我人生里面能够在香港地区做考古，我觉得非常荣幸。

另外，最近的一段较长时间的——是我2003年来成都，那次去金沙很短的不算，十多年没来了。我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东南亚现在也去得比较少，在越南的工作。也想跑出来去各地，这个爱上了东北亚的玉器，很多工作放不下手。从俄罗斯贝加尔湖，以及东北黑龙江、吉林，基本上所有红山的出玉器的地方，我们都全部去完了，都全部拍完了。

现在有一个计划，就是我们参与其中的马上出版的“牛河梁”，里边的玉器的研究。还有，刚好离开牛河梁不远200公里前后的哈民遗址，也是十大考古发现。今年的发掘，一个房子出来十几件玉器，都挂在人的身上。它不是墓葬里的，它可能是一个意外，很短的时期，村里面都毁灭了。所以玉器在生活里边，人是戴在哪一个位置，怎么组合的关系。这里边有红山文化的玉器，哈民遗址里面它更多的不是红山文化的玉器，他们以为是红山文化的玉器。现在我从哈民里边，再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哈民里面的玉器主要的成分是贝加尔湖的那种。应该他们那边是青铜器时代的玉的文化。从俄罗斯的、哈民的玉器的玉型，还有它的玉料，还有它的加工技术，我们才知道牛河梁的里边有很多贝加尔湖的因素。我们从前如果每天在看牛河梁的东西，都不知道哪一个是外来的，哪个是自己的。

这就是最近我们在做的东北亚的东西。

我想红山文化以及我们做过的兴隆洼，这个一大串都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玉器的范围。

这些是我参与的探源工程里边，我的好朋友也是同学袁靖先生他让我做玉器方面的技术的一些研究。2005年我们从二里头开始。也做了兴隆洼，把中国最早的一个玉器的材料公布了。2008年以后主要做红山，包括内蒙古以及辽宁那一带。最近我想回头把二里头的东西，希望能整理。所以这次我来四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学习比如说三星堆跟金沙里面玉器的文化，跟我所看到北部跟南部之间一些对比的问题。

我是学旧石器的。我觉得真的是我很幸运，我在香港长大什么都没看过，我大学念书的时候，当时没考古，每天就看书，没想到去日本留学就真的能够学旧石器，以旧石器作为我的博士论文。我想讲几句，就是说，我这次来看了川大的东西，我刚才跟霍巍教授讲，要拿一个刮削器来刮我的眼睛，就是我们的行里面的话，刮削器，当然新石器也有，后来看完以后刮削器都不行，要砍砸器了。真的变化太大了，川大的变化，还有的不同的我们讲工种吧，又有植物考古，又有动物考古，也有金属考古。其中我看到红亮在这边做了一个研究石器的，刚才你不在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些西藏的藏品。都觉得你的运气比我好，西南一个大的盆地，我想以后对中国的研究来讲，旧石器时代是一个关键的时期。

我们讲，人的形成里边500万年。红亮最近他说：老师你最近要做旧石器了？是，我真的是。我去俄罗斯的阿尔泰地区，等会儿我们也看到，真正的玉的起源在3万多年前，非常漂亮。2万多年是真玉的文化，3万多年前就非常漂亮。前一段，我在“山西省考古所六十周年庆典”讲的时候，美国有一个院士他不相信。俄罗斯阿尔泰那个发掘是长期的发掘，在同一个遗址挖20多年，一层一层挖下去。不止一个洞穴，3万多年很稳定的组合，有很多东西，出来不同的玉器。

刚才跟同学们聊的时候，这玉器的出现其实就是一种象征概念的出现，不仅是玉料的问题，也是技术的问题，你不把它磨啊加工的，也不可能的。就是说有了一种symbolic这种象征意义的能力，才会做个工具出来，才做一个这样的我们现在讲符号也好，象征性也好。我们所有的现代文化都基本上是一个符号，玉器的符号出现在3万多年前。

我想讲一句话，我在山西那边讲的。我觉得强调西藏的也好，南中国的石器不会有好的。就是好像东北亚那一种，我们讲石叶，你们有石叶，以后我讲。没有石叶就没有现代人的行为，我这样讲。石叶就是平行的长形的这样的打出来的石片。我觉得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东北亚里面，我们以中国现在范围守着中国文化，其实从事旧石器研究的人都会从欧亚大陆去研究。比如说俄罗斯贝加尔湖的玉，它的西面差不多是墨西哥，东面肯定在我们内蒙古以及吉林，都是非常多贝加尔湖的玉。

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考古学里边没提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讲人的起源，讲农业的起源，也讲文明的出现，国家的出现，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代人的形成问题。这个问题欧美在20年前已经炒得非常热了。就是说，有这种符号的能力的人的出现——以前没有的，这种人的出现，是在整个欧亚大陆来讲呢，还是在10万年前后的这一个。

我跟吉大曾研究蒙古的、水洞沟的、俄罗斯的、中亚地方的考古发现，可能在10万年前后吧，跟后来现代人的形成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讲是“勒瓦娄哇技术”，这种技术确实是影响了中国很大的范围。这个很大范围我讲北边，就是我们华北的地方。我对华北比较熟悉，比如说山西的下川遗址，出来的石器都是一条一条的，我们讲是石叶的技术。所有这种石叶的技术——就是能够很工整打出石片的这种技术，都是外来的，都不会是中国起源的。整个地球我们现在看来，主要的看法是可能与西边有很大的关系。这里边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种的石叶技术在我们华北以南是没有的。那没有就是我们自己中国的东西。比如说观音洞也好，你现在在西藏出来的东西，我看都没有“勒瓦娄哇”技术，也没有blade（即石叶）。所以这也是非常好的研究条件，就是没有外来条件的时候中国里边产生了什么变化，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