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美洲有两个或者是有两个大的倾向影响到了聚落考古的产生。第一个是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了40年代在北美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印第安人的这一些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已经对于年代学，尤其是对于陶器的这种分型分式这种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细致的程度。类型学的传统当然是在欧洲，我们学考古的都知道蒙特留斯，他是把类型学发展到了一种极致。实际上在北美大家可能关注不多，实际上北美的陶器的这种编年研究和欧洲几乎是同步的，所以它可以把陶器的这种断代具体到50年，就是每一期的精度可以缩小到50年，这个实际上在40年代已经完成了。当时40年代我们中国还处在战乱，我们的中国的学者们也提出来了，像“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殷墟”的关系，像这样一些，但是我们对陶器的这种分期断代远远还没有达到，我们做一个横向的比较的话。

这个年代学的研究，年代学体系的建立是聚落考古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你如果对一个陶器尤其是对陶片的断代不能达到一种精细程度的话，你是无法开展聚落考古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一直迟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才有条件来做这个工作。有时候一个学科的发展，有些阶段它是不能超越的，但是我们的这种借鉴和国外的学术的交流实际上可以缩短我们的这种差距，可以把我们的意识前提，但是这个阶段它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年代学的体系的建立，在中国我们叫什么？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的编年学，我们走的也是这条路。有人说我们区系类型学说是中国考古学的理论，确实是有我们的特色，但是年代学研究在世界各地都是一个第一位的，对考古学来说没有年代其他一切都谈不上。在4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美它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

再就是二战之后的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尤其是我们知道碳14的发明，碳14技术是1949年由芝加哥大学利比，是个物理学家，他发现了这样一种测年方法，使得过去的类型学建立起来的陶器编年有了具体的绝对的年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可以说对考古学带来的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它解放了大量的考古学家，让他们从器物研究转向了人类行为的研究。再就是其他的类似的这样的科技，你比如说航空照片，在二战期间拍的大量的航空图片，在旧大陆，我们知道在二战期间实际上当时航空的这种图片已经是非常流行了，那么它是向民间开放，人们从图片上发现了大量的和考古密切相关的古代的城堡、道路、水渠等等，尤其是在西亚，在两河流域，也包括非洲等等，也包括像美洲，它不是一个主战场，当然也有很多这样的航空照片，实际上它最初是军用，战后向民间开放。另外，40年代以来，在西方的工业革命引起的对生态的关注，这个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倾向。正像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大量的雾霾实际上就是工业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效应。实际上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在北美、在欧洲也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就是从人类适应环境这个角度来对生态开始关注。所以这几项的因素合在一块那么就产生了到了50年代的时候新的一代考古学家他要有新的追求，这些新的追求就促使了考古学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