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聚落考古”这个题目而言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感受，特别是从1995年以来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将近二十年的这个区域考古的经历，我还是有一些收获，更多的就是对于这个理论如何在中国的使用，如何结合中国的情况对聚落考古做出自己的理论思考。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考古学界应该贡献于世界考古学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有优势的地方。所以今天这个题目的确定也是我和钱老师商量以后来确定的，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刚才钱老师已经做了一个介绍，我想还是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我们这个项目上。

聚落考古这个词汇应该来说并不陌生了，如果给它一个简单的定义的话，各种定义现在国内的都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最简单的一句话，它是以聚落为单位进行考古研究的一种方法。过去的考古是不是以聚落为单位呢？仔细想想并不是。我们发掘的是一个遗址，但是我们的研究单位，包括我们调查发掘期间，它可能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墓葬、一个房屋、一个灰坑，应该来说这对于聚落考古的单个聚落的研究它是非常重要的，聚落内部的各种遗迹遗物的分布。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聚落考古它是一个区域性的，在这个区域里边，它考察的对象是以聚落为单位的，它考察的是聚落，这句话可能有的学者会质疑。大家知道我们教材里边说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对单一的聚落里边的遗迹遗物的分布；再就是遗址之间的关系的这么一个探讨；再就是跨区域的，可能若干个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但是这里边我认为它的核心是以区域为主要考量的，聚落作为一个考察单位。具体而言，聚落包括它在社区中的位置，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的位置可能是和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你想一个商业的中心它可能在一个交通的要道上，如果是一个要塞是一个城堡的话它可能在一个显要的位置遏控某一个关隘。像这样的东西，如果是一个农耕的，它可能是土地最肥沃的，最易于灌溉的，像这样的都是一些我们说聚落考古研究的重要的内容。

再就是聚落居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个就是说涉及环境考古的有关内容了。包括我们最近关注比较多的是资源控制方面，这些是研究的重点。聚落考古又有其他的称呼，因为聚落考古需要处理大量的地理和人口方面的信息，因此又有什么“空间位置分析”“空间考古”等等不同的称呼。张光直先生比较简单地概括了聚落考古的一个定义就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之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这个是最简短的一个界定。你看它研究了什么？研究了社会关系，在这个框架之下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以往我们做的考古是不是这样？可能不是这样，我们的大量精力是做什么？是做年代学，年代学的判断，是我们的可以说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一直到20世纪包括到现在为止，特别是在一些边远区域，年代学的研究仍然是我们的探讨的重点。那么中国的考古学是不是已经发展到可以探讨社会关系的这样一个程度？就是考古学它实际上是分阶段的，最后我要讲到考古学的阶段现在来说我觉得就面临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阶段，就是说考古学研究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强。那么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建立在这个区域系统调查基础之上这样一些信息的获得。所以我想就是说从聚落考古产生的背景，从国外到国内来一个简单的回顾。

聚落考古，我们知道这个词汇40年代在北美就已经出现了。它为什么会产生在北美这样一个区域，而不是产生在像亚洲，甚至也不是最早出现在欧洲？应该是有一定原因的。具体来说，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美洲有两个或者是有两个大的倾向影响到了聚落考古的产生。第一个是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了40年代在北美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印第安人的这一些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已经对于年代学，尤其是对于陶器的这种分型分式这种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细致的程度。类型学的传统当然是在欧洲，我们学考古的都知道蒙特留斯，他是把类型学发展到了一种极致。实际上在北美大家可能关注不多，实际上北美的陶器的这种编年研究和欧洲几乎是同步的，所以它可以把陶器的这种断代具体到50年，就是每一期的精度可以缩小到50年，这个实际上在40年代已经完成了。当时40年代我们中国还处在战乱，我们的中国的学者们也提出来了，像“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殷墟”的关系，像这样一些，但是我们对陶器的这种分期断代远远还没有达到，我们做一个横向的比较的话。

这个年代学的研究，年代学体系的建立是聚落考古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你如果对一个陶器尤其是对陶片的断代不能达到一种精细程度的话，你是无法开展聚落考古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一直迟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才有条件来做这个工作。有时候一个学科的发展，有些阶段它是不能超越的，但是我们的这种借鉴和国外的学术的交流实际上可以缩短我们的这种差距，可以把我们的意识前提，但是这个阶段它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年代学的体系的建立，在中国我们叫什么？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的编年学，我们走的也是这条路。有人说我们区系类型学说是中国考古学的理论，确实是有我们的特色，但是年代学研究在世界各地都是一个第一位的，对考古学来说没有年代其他一切都谈不上。在4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美它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

再就是二战之后的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尤其是我们知道碳14的发明，碳14技术是1949年由芝加哥大学利比，是个物理学家，他发现了这样一种测年方法，使得过去的类型学建立起来的陶器编年有了具体的绝对的年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可以说对考古学带来的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它解放了大量的考古学家，让他们从器物研究转向了人类行为的研究。再就是其他的类似的这样的科技，你比如说航空照片，在二战期间拍的大量的航空图片，在旧大陆，我们知道在二战期间实际上当时航空的这种图片已经是非常流行了，那么它是向民间开放，人们从图片上发现了大量的和考古密切相关的古代的城堡、道路、水渠等等，尤其是在西亚，在两河流域，也包括非洲等等，也包括像美洲，它不是一个主战场，当然也有很多这样的航空照片，实际上它最初是军用，战后向民间开放。另外，40年代以来，在西方的工业革命引起的对生态的关注，这个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倾向。正像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大量的雾霾实际上就是工业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效应。实际上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在北美、在欧洲也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就是从人类适应环境这个角度来对生态开始关注。所以这几项的因素合在一块那么就产生了到了50年代的时候新的一代考古学家他要有新的追求，这些新的追求就促使了考古学的转向。

这张图是一张非常有名的，就是大家提到聚落考古必须要提到的秘鲁维鲁河谷的调查，这个是哈佛大学的当时是博士生戈登·威利他做的一项可以说是第一次建立在年代学基础之上的区域考古调查。在这个区域，在维鲁河谷我们可以看到，秘鲁它是一个沿海的国家，就在这一个小的流域之内他去做这个调查。实际上是他的导师斯图尔德就说你去做这种调查，当时实际上威利你看他当时的报告他是很抱怨的，就是我的同学们都在图书馆，都在大学里边在忙他们论文的时候，我成天在地里边就这样转来转去的，就捡陶片。他当时不知道他做这个调查的目的是什么，但是等他把这些调查完之后放在地图上的时候，实际上这里边的意义就显示出来了。在这一个特定的区域之内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它是经过一个周密的规划的，相邻区域的这些人群他除了要考虑到自然的因素之外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协作，所以在这里边他就分出几个区域，就画了这个圈的。我们看在河谷的中间地带这几个大遗址，这都是一些居址，大家可能看到土地上（因为好像是不太亮），总而言之有些是聚落遗址，有的是土墩。土墩遗址它又分两种，一种就是带有礼仪性质的，就是说人们特别是进入农耕社会以后，农业民族它有特定的信仰，信仰它有一定的就是无论是祭祀还是为了密切社群之间的关系所举行的一些礼仪活动，这实际上是一些公共空间。就像我们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它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共空间，实际上类似于这样的公共空间在每个城市里边实际上都有的，包括我们的大会堂那都是议事机构了，包括我们的历博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实际上这都是一个公共空间。实际上发现就是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实际上当地印第安人也是这样的，有居址，我刚才说有礼仪中心，还有什么呢？有墓葬区，就是人的地下世界。另外还有一些季节性遗址，就是说农耕之外的，人们要采集食料，人们要上山打猎，包括和打猎有关的这一些屠宰的活动，实际上都是在临时遗址上完成之后又带到了他们生活的区域，等等吧，就是他辨识出来一系列的功能之间有联系的这样一些聚落。在这个区域的最东端还有要塞遗址，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分水岭，我们看到了，那么分水岭两个区域的人都是很戒备的，在这就有这种防御性的城堡的出现。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之内，人类的生活的社会的共同体这些聚落是功能不一样，而且它们的功能是互补的。这就给人一个启示：考古学从地表捡到的这些陶片，从地表看到的，因为它有个非常好的跟我们不一样的，因为好多建筑物还保留在那个地方，它的功能比较容易界定。所以他发现考古遗址这样做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是把器物给还原到了这个区域之内，而据此判断这些遗址之间的关系。所以戈登·威利这个论文——《维鲁河谷的聚落考古》可以说是一举成名。

大概威利是前年去世的，但是他的影响可以说在他身后，尤其是在其他大陆，除了在中美洲之外，在像两河流域，像埃及，像非洲，也包括我们中国，确实可以说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引领作用。所以从那之后，大家认识到聚落考古，特别是基于这种区域系统调查的聚落材料对于研究社会是非常有效的。这个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导向，没有这样一个以聚落为单位的作为考察对象的这样一个转向，可能我们还集中于对物的研究。我不是说对物的研究不重要，对物的研究恰恰是一个基础，但是我们不能仅仅限于对这种器物的研究，器物研究它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所以这就是说在50年代戈登·威利他这个项目所起到的引领作用。

60年代以后，我们知道西方考古学的转向基本上达到了一个转折的程度了，那就是新考古学的产生。新考古学的产生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群年轻人对旧考古学的一个反叛。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像计算机的使用可以说更进一步地促进了对于这些统计学的在考古学上的应用，这种大的数量。另外我们知道当时在西方有一个阶段，就是嬉皮士，很多年轻人在战后所产生的这些就是对于传统的反叛，实际上像新考古学的这些代表性人物他们也都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他们有意和所谓考古学隔断，现在看来是有些过激，他们甚至把“Archaeology”这个词汇去掉一个e，以显示出和旧的考古学的割裂，实际上他是割裂不了的。但是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质疑考古学过分注重这种物，所以也是戈登·威利这个成果。实际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哈佛大学，这个泰勒，我们知道他的《考古学的研究》（注：应为《考古学研究》）这个名著，是后来才知名的，当时他就写了这个所谓缀连法。当戈登·威利在跑区域的时候，他是做的一个遗址上的遗物之间的这种关联，它叫缀连法。实际上现在看来，它就是一个微观的聚落考古的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竟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们就是说非常不能容忍他这种做法，倒不是说他的结论，主要他用的词语太过激烈，我们现在看这个也是一个名著了。区域考古是一帮年轻人在野外在实验，实际上就用旧有的材料分析已经发表出来的这些报告也会得出一些微观聚落考古的非常好的个案，因为他们是从人类学从宾福德的人类学里边受到的一些启发，当时美国的一个口号就是“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考古学在旧大陆主要是和历史学科密切关系，实际上在新大陆它和人类学更密切，人类学就是要解决人类的行为，而不是解决这个物本身。实际上像这些联系我们说都是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现象，只不过是有的学者他过分强调新旧的这种差别。现在回过头来看，新旧之间这个过渡虽然有这样的一个事件，但是应该来说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之上来发展起来的。大家知道，提到维鲁河谷的时候，这个例子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

我们国家聚落考古是不是直接从西方传来的？实际上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考古学史的话，我们发现我们也有这个传统，这个传统只不过不是考古学界的需求，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是在历史地理学界开始关注到了聚落形态。这里边就史念海先生，陕西师大的史念海先生，他是历史地理的大家，他并不是考古学家，但是他关注的是环境的变迁，一个特定区域内的环境的变迁，特别是对关中这个地区某几个河流河谷地带，他就把已经知道的材料放在一个图上去考察的时候他发现是有规律可循的。当然他当时对仰韶文化的分期，因为他不是考古学家他是比较粗的，仰韶文化至少将近1500年的时间，他是放在一个大的时间段里边来考察，所以现在看来这个年代学未免有点过于粗放，但是这种理念实际上就是聚落形态的一种考察，他是考察的遗址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材料我刚才说一个是时间比较粗放，再就是过去的考古学材料大部分是集中在近河的这种台地上，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你只要是经过区域系统的调查、密集式调查之后，实际上人类对自然利用并不仅限于河谷的中心区域，实际上它是很复杂的，待会我们从鲁东南的案例当中就可以看到。但是这种做法我认为他是一个开启了中国学界关于聚落形态的研究，他关注的是聚落之间的关系，关注的是社会的关系。

在考古学界，实际上我们知道，苏秉琦先生在80年代的区系类型学理论，大家都用来指导本地区的考古实践，就是年代学的建立。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实际上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区系类型之下还是可以再细分的，细分到什么？细分到一个流域，这就是小区概念，是严文明先生提出了“小区”的概念。在“小区”之内这些遗址什么关系，尽管他没有展开，因为当时的意识还没有像现在这个样对于这个区域的概念这样的关注，但是他提出来的区系，我们知道区系，“区”主要是指的区域，一个考古学文化，“系”主要是它的序列。那么在区下边大家都分类型，我们看龙山文化，以海岱地区为例，可能就分成城子崖类型、两城镇类型，甚至什么杨家圈类型等等。严先生就注意到在类型下面实际上可以还可以再分，还可以再分小区，这个“小区”的概念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说在考古学上的这种区域的，因为考古学这个聚落考古它是以聚落为单位的这种特定区域之内的聚落之间的关系的考察。

我们说如果不是这个时候在八80年代聚落考古理论传入的话，实际上中国的考古学者我相信也会逐步发展到这种聚落考古这种跨区域的，包括区域之内的这种聚落的对社会的关注，但是这个过程可能要慢一些。那么直接的促进作用就是张光直先生他的《考古学专题六讲》的传入。《专题六讲》他当时选择了两所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一个山东大学，来做专题六讲，遗憾的是在山大只讲了四讲，我记得是暑期是利用暑假他到中国来访学，当时中美之间的这种学术交流，那个时候我记得是1984年，并不是说像现在这样的开放，当然他在美国当时已经成名了，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