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来的《专题六讲》，说实话当时在国内关注的人也并不太多，因为大家的重点还是区系类型，还是年代学的建立。所以我当时是我记得是本科毕业的那一年，他讲聚落形态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因为在课堂上没有听过这样的概念，我们老师也不大能明白他在讲什么。实际上他是从人类学的理论来阐释特定区域的聚落之间是有功能上的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现在回过头来是比较简单，但是在当时来说大家不关注这个，所以他这个影响并不是太大，但是这个可以说是系统的讲述。他至少有两篇东西，一个是理论上的，一个是中国青铜时代的这个案例。其中他讲到了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我们没有记住他理论那一部分，但是记住了他夏商周迁都和铜矿的寻找有关系。这个因为是历史学界也关注的，为什么商都屡迁？我们都有好多理论去解释它，他是和资源的分布相联系，因为商代的例子是比较多的，发现就是为了追逐铜矿锡矿。实际上这就是个聚落考古的一个例子，只不过他是尺度比较大，区域范围很广，他是把它整个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作为一个大的区域来考察。

实际上后来包括国内的学术界在他讲过之后我们也有一些词汇大家也在用，你比如“Interaction”“互动”“交互作用圈”这样一些概念，这就是跨区域了，这些概念应该来说也是在有些区域年代比较清楚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横向之间的比较和联系。实际上张先生他的一个很直接的目的，他是要选择一个区域进行实践，要实地地去踏查，遗憾的是他这个努力一直没有实现。个中的原因，大家可以看到了夏鼐先生的日记出来之后，实际上夏鼐先生是不同意的，当年的童恩正先生是在川大，他是比较开放的一位学者，他是跟张光直先生有很多的通信，积极推动在国内来开展这个区域考古。夏先生这一代人，我现在考虑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感受，夏先生他是从英国UCL拿到的博士，他所接触的这些都是在30年代、40年代都是非常前沿的这样一些大家，他的博士论文是写的埃及的，他是非常国际的一个学者，你看他日记里面，就是在“文革”期间他读的还是外文，这么一个开放的学者，但是对于这样的国际合作交流他却是非常保守。原因说实话他在日记里面他可能不会谈，我们猜测可能是他在埃及做考古的时候，白种人对于其他的民族的这种趾高气昂的态度可能使他看了不舒服，他日记里边可以看到他在埃及实习的时候他有过这样的表述，这可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这种比较左的意识形态，也使得他对于和国外的这种交流，交流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来在我们的土地上来进行实践的话可能要受到一些限制，所以张光直先生为此也很苦恼，大家看到他也有所抱怨。总而言之就张光直先生他有生之年到他晚年可以做到的时候他已经身体条件不允许，所以他后来选择了是做了一个寻找商人的起源，在商丘开展的这种遥感，选择了几个遗址进行发掘。遥感主要是发现了宋城我们知道，因为他相信商人的老家是来自于商丘的，他到商丘老家去遥感考古，发现了周代的宋国的都城，因为宋是商代的直接后裔了，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收获，但是没有找到他所要找的商人的起源的都城，这个没找到，所以这个应该来说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中国一直到了90年代中期，1995年国家出台了对外考古条例（注：似应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涉外管理办法》，1991年实施），我们说先是经济开放，文化领域的开放，特别是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合作，要到了90年代中期国家文物局出台了这个条例之后，才允许国外的学者和国内学者进行交流来进行这种区域调查。所以在这里边有三个项目，鲁东南沿海地区就是山东大学和耶鲁大学来做的这个项目，是1995年开始；赤峰地区、伊洛河流域，也是差不多1996年先后得到国家批准来进行这种区域考古调查。从那之后，因为大家看到了它的潜力，这个聚落考古对于社会研究的潜力，大家也在很多地方都在尝试，而且也有的一些成果已经出来了，可能这些方法有所不同，我今天实际上只介绍我们在鲁东南所用的这样一种方法。

鲁东南地区这个图是一个比较直观地可以看到它南北两个盆地，因为它是沿海，当然右边就是大海了，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盆地，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是沿海的，中间有一个山，它整个是五莲山脉，就是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使它和内陆地区基本上割裂开来，但是我说基本割裂，它有通道，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通道都是现在还在走的高速包括铁路。南北有一条大动脉，这是沿海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出现之前是204国道，现在叫同三高速。这个现在也是沿海铁路，据说也要走这个线，实际上这个线我们待会儿会看到在龙山文化就已经存在，而且非常明显，所以我们说这个区域考古调查它可以提供很多的其他的信息。那么在这个区域之内，这是北边潮河，它有潮河及其支流冲积形成的一个盆地，南边是傅疃河，这是日照水库。在这两个区域之内我们知道有两个著名的遗址，北边是两城镇，南边是尧王城。这个地图这个区域是前13年的我们调查的区域，现在我们大约已经走到这个地方了，就是这一块也基本上全覆盖了，但是材料还没有公布出来，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前13年的这样一个区域的调查。实际上在座的钱老师参加了两个季度，他在山大读书的时候。

两城镇的遗址非常著名了，在20世纪30年代，1936年，中国老一辈的学者就在这进行发掘。这次两城镇出土玉钺的一个墓葬，这个是当年发掘出土的一些器物，这次发掘的主持者我们知道是尹达先生，写过《中国新石器时代》。这批材料现在分处两地，它的文字资料保存在台湾史语所，它的大部分实物资料现在在南京博物院。1936年之后因为日军的入侵这批材料等于是拉到了南京，南京沦陷之后，很多的基础材料包括拉过去的这些陶片就已经散失了，好在这些完整的器物都保存在南京博物院，资料后来因为史语所撤到台湾，其实现在是在台湾保存着。前几年我们山大曾经和史语所说能不能让他们一块把它整理整理，后来整理了一个简报，在《东方考古》上已经发表了，但作为那次发掘的报告到现在没有正式出版。这也是张光直先生晚年非常希望能做到的一件事情，遗憾到现在也没有完成。从出土的器物来看我们知道还是非常精美的，虽然当时的发掘技术和现在相比还是比较落后比较原始，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些重要的发现，我们知道龙山文化，两城镇或者叫两城类型得以命名。

这些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的出土的两座。右边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件玉锛，上面有兽面纹，这个是1974年考古公布之后大家对它的年代当时有所质疑的，实际上报道者是我的导师刘敦愿先生，当时他是写成了一篇文章的。因为这件东西是从当地村民手里征集过来的，对它的真实性是没问题的，肯定属于龙山，但是在国内对它当时来说还是有一些疑虑，发表了一个小豆腐块，报道了一下。左边那个是另外一个著名的遗址东海峪，因为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的三叠层而非常有名，这个遗址非常靠海，到现在也是离海大概只有一里多路的样子。山东的陶器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精美，除了那种陶簋之外，像这种蛋壳陶高柄杯也是在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非常著名的蛋壳陶高柄杯。

我们这个项目包括了调查和发掘，因为刚才讲到这个遗址，我就先把发掘讲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三个季度的发掘。这个地方的房子还是非常有特色，圆形房子实际上在北方很少见，圆形的房屋应该来说在龙山文化像河南豫东地区有所发现，但是整个来说还是比较少的，而且它建筑材料是用土坯来做，用土坯材料来用于建筑，这个日照地区也是最早的。现在看大约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就已经出现了，最近尧王城的发现，也发现了土坯房屋。这个房屋保存得很好，我们看到活动面被踩踏的痕迹非常清楚，可惜它的右上部分是被打破了的，不完整。这个是它的灶址的一个局部。这是另外一座非常好的F39，非常好的一个圆形的房屋，中间一个柱洞，右下是它的一个建筑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土坯还用泥巴垒起来，便于黏合，这种建筑技术还是非常先进的。除了圆形之外的这种方形的也有发现，土坯的和木骨泥墙的都有发现。墓葬，虽然没有大型墓葬，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高等级的墓葬。这个用绿松石镶嵌的，或者是用绿松石缝缀在某种有机质的材料之上，放在死者的左下肢，因为它有机质的东西已经腐烂了，我们不知道它附着在什么样的器物上，让我们想到了二里头的那个玉龙，是吧？实际上这个后来更进一步剔剥发现也是一条龙，现在我们把它整体搬到了山东大学博物馆，现在馆里边展陈。

这是调查，可以看到这是一字排开的，这一般是五个人或者七个人，再多了就不好控制了。我们知道这个是左侧的，这个边上这个他是拿着地图把调查所发现的信息要及时告诉他，他会在地图上加以记录。像这边这儿一个，这儿一个，左边大概还有两位，一般是五个人是最理想。但是不是说人越多越好，人越多反而是可能调动起来并不那么灵活，再就是中间记录者他会非常地劳累，因为每发现一个地方他都不光要做记录，如果重要的话，那么他还要和发现者要到那儿去看，这个进度它就会受影响。但是我们不是说为了追求进度，实际上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每天的调查的面积大概是4到5个平方公里，人多也差不多也是这样，人多实际上你要互相迁就的话实际上速度就会慢下来。距离是30米到50米，人他是走之字形的，当然有的地方还可以走特定的区域可以按一字形走，但是大部分你可以按照之字形可以覆盖的面积更大一些。

选择在冬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景观是一个冬天的形象，这个也是有所考虑的，因为夏天、秋天地里边的庄稼主要是玉米，你是很难做这种调查的，大家互相看不见。春天实际上也是，我们现在在做，春天也可以做，就是小麦长起来之前，就是这个季节已经有点晚了，初春的时候地里边庄稼还是不怕踩的，甚至有的农民他是让你去，就是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所以这个季节在北方地区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冬季和早春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植被在地里边是最少。

当地我们看生态也是非常的不理想，你看山上都是砍伐得已经是没有了，在古代肯定不是这个样，所以我们像这样的山头我们都要上去的，还真有的遗址就是处在一个半山腰，甚至靠近山顶的地方。这个是传统的考古调查不可能去的地方，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也教，包括考古手册里边就是说，沿河谷最容易发现遗址，那确确实实如此，沿河谷发现的遗址都是大遗址。但是古人他肯定要超越他的大遗址，他要到不同的环境当中去寻找他所需的资源，所以他就可以留下他们的这些遗存，所以像这些遗址都是比较小的，待会儿从分布图上可以看出来。

我们用的就是这种车，一般的一个面包车是最理想的，车大了以后农村的路还不好开。这个是对于一个遗址的一个记录。传统的调查它对遗址的这个年代的判断、面积的判断是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过去报道的遗址，我们说这个遗址30万平方米，包含了仰韶、龙山、夏、商、周、汉，它这个数据到底这个30万是指的龙山时代的还是汉代的，实际上是不明晰的，所以你在做聚落的研究的时候，它这个材料最多是一个线索而已。这种记录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每一个人的所走的路径它有一个区域，那么它的区域在遗址上所采集的作为一个采集区要给一个单独编号，放在一个特殊的袋子里边。那个袋子很小，大家可以看到就像这个同学手里拿的这个，有的也有大的，一般来说几块陶片，大的话有几十块陶片。就要给它一个单位，这一个单位就是这样一个小的区，给它划定一个区。所以你看这个有多少采集单位，所以等你把这些采集单位洗刷、分析、断代之后，你会发现，像这几个单位采集的东西可能都是比较集中的，是龙山的，你可能到了商代的时候只在一个单位发现了商代的陶片，那么他就会把它区分出来了，所以采集是按分区，包括记录。在国内有的学者主张用什么？用拉网式调查和地毯式调查，实际上我觉得都不如区域系统调查来得更科学，因为这个系统调查的不光是这种在地里边走，拉网式的、地毯式的，实际上它包括记录，你一定是一个系统的调查、系统的记录、系统的分析。你输在电脑里边这些信息它会生成这样的一些统计数据和我们的分布图，所以我们说这个区域系统调查它在记录上面它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要求。那么它对地图当然也有要求，地图的这种使用我们都是用的现在我们能够拿到的最精细的，1∶10000的，1∶10000的就已经很好了，就是地里边的一个机井屋，一眼水井都可以在地图上表示出来，这样就是说非常便于你去做记录。当然这个图是80年代后期做的，80年代以后的村子有的是扩了很大，有的是变化很大，但是基本上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的地图里边这还是最好用的一张，这是蓝图，都是晒出来的。

这个是一个遗址的所在，就是说已经到了山根底下了，已经到了山麓底下有一个小型遗址，这个图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当地的植被和水源的情况，实际上这个区域是个山区了，很多的水库。北方水资源非常匮乏，在日照地区，虽然沿海降雨量还是相对充足的地方，这个景观也是这个样，最近几年封山以后生态有所好转，这是在90年代我们拍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另外一处遗址，这个遗址我们判断应该有特殊的功能，当然只是一个调查的材料，不大，但是它在一个非常有地理特征的地方。实际上我们说聚落考古它非常有意思是什么呢？你有判断你可以去验证，你可以去发掘验证你的判断是不是正确。所以新考古学里边当年有一个很受反感的，中国学者非常反感的就是先假设后求证，就是我先假设它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再去挖掘，那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我们说假设的时候它已经是有了相当的研究之后做出了一个合理的推断，这个时候的验证肯定带有一种探索的性质，有目的地去做考古，现在看来是非常合理的，并不是说没有根据的假设。

像遇到这样的剖面的话大家也是要集中过来，一般遗址在野外会碰到这样的剖面，也要记录它的堆积情况。有些遗址地面上你是看不到的，只有翻耕之后，你看这个土壤就可以看出来了，你看这些灰土如果不翻的话，它是很难看出来的。所以大家就感觉到这种区域考古调查，密集式调查就是它的可信度的问题，就是你再密集它都是相对的，你不可能把一切遗址穷尽。但是如果你想三十五十米之间一个人，一般来说大遗址或者不是说大遗址，上千平方米以上的遗址是很难漏掉的。我们也有经历，像这个遗址根本就没有记录，在这边走的话也就是会偶尔捡到一两片陶片，如果不翻地的话这个遗址是不是遗址？大家就会有疑问了，就一块两块陶片，有人说那是外面带来的，但是谁带一个早期的陶片到这儿呢？那可能是积肥，像两城镇就是典型的，“文革”期间用龙山的灰土堆积、灰坑堆积去垫圈，垫猪圈然后再拉到地里边，确实可能把遗址的面积可能会有所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