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跟我们南大人是分不开的。从最早的席泽宗院士，他是从中山大学天文系毕业，但是本来是应该进南大的，后来被调到了中科院编译局。因为中山大学天文系也是在52年合并成南大天文系，包括后来的薄树人先生也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原来的所长，是南大天文系60年代毕业的，包括刘金沂、陈久金、江晓原、钮卫星、孙小淳，应该说有非常（多）天文学史优秀的学者都是我们天文系的系友。

这个就是席泽宗院士曾经做过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就是去证认蟹状星云，现在我们拍到的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在《宋史》里面记载的一颗超新星遗迹，当时在1000年前爆发，这个工作也是我们天文学史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这些年的研究里面，天文学史的领域实际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为什么席泽宗先生当时会做蟹状星云的研究呢？实际上是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天文基础非常薄弱，大家都知道，天文学是观测的科学，但是中国那时候没有什么大的望远镜，我们拿不到一手的观测数据，所以实际上非常讨巧的一种办法就是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献里面去寻找独特于世界的这些线索。当时的蟹状星云的研究是一个天体物理研究，而不是天文学史研究。但是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前辈的学者就做了非常多、非常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像《古代天文文物的论集》，对于《历代天文律历等志汇编》把所有《二十四史》里面的天文律历全部都编了一遍，《古代天象记录总集》《恒星观测》《少数民族天文学史》《天文仪器》以及《星图和星表》，这些东西全部都做了非常多的归纳性的工作。应该说到20世纪末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史研究几乎已经到了一个快要完成的状况，就是说我们已经把能够在史书里发现的这些文献都做得差不多了，这两个是一些标志性的著作，一个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还有一个就是十卷本的《中国天文学史大系》，应该说这里已经涵盖了我们在文献里能找到的大量的天文学史的这些证据。

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当这些文献里面的东西做完了之后，实际上我们还有大量的东西不是非常清楚，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跟考古有一个密切的合作。其实历史学和考古学是密不可分的，当我们在文献里找不到证据的时候，我们就从实际去找证据。在2002年的时候，山西襄汾的陶寺就发现了一个遗址，这是我们在遗址复原的地方进行观测的一个照片。这已经是2009年了，当时这个遗址发现的时候，我后面会详细地去讲，考古学家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么后来逐渐地被认证它跟天文是有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这也是我们后来做过的一些考古天文学的工作，包括北线的这些考察，去研究很多天文遗址上面的天文指向线，因为古人他所生活的区域会有大量的东西跟天文是有关系的。首先你生活在这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自然而然地就会关注到太阳日出方位、日落方位、月亮的方位，还有你这个地方的天象，所以为什么我们古代有大量的天象记录，就是这个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你的生产生活和这些东西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日出日落这些东西直接就决定了我们的回归年的长度、我们的历法，还有农业生产，你的节气，包括一些宗教的这种祭祀性的仪式，慢慢地它实际上已经非常深入到我们现在的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