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做古典学最基本的需要这四样工具，我这里面把它叫作基本方法。第一个就是目录，第二个是版本，第三个是校勘，第四个是训诂。由于在我们现在学科分类里，没有古典学这个所谓的学科，也没有这样的课，所以我们关于经典的一些研究可能被归入到其他的学科，比如说古代史，比如说文学，或者是史学，或者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历史文献学，这些学科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由于这样的学科的分类、细分，导致我们传统的一些做古典的方法，在现在这个学科里很难被归类。假如说我们做经典的校勘、做经典的版本研究，我们应该把它归入哪一类呢？这个是很难的。如果是哲学，你要谈形而上的东西，它不谈，它是谈文字训诂、校勘；如果你把它归入史学，史学里边它需要你有新的对历史的洞见、新的观点，或者是那种宏大的叙事，从里面发现历史的这种意义，校勘放到史学里边，也不是很适合；假如说你给它放到文学的角度来讲，文学现在讨论的是文学的思想，谈论的是人的性情，那么显然校勘这样基础类的研究，放到所谓的古典文学，或者古代文学这样的领域里，也是不合适。那应该归到哪一类？实际上从我目前的经验来看，主要是归入图书馆学。图书馆学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有自己的学术刊物，也招学生、招研究生，但是它这个面可能更为狭窄，它主要是针对图书馆的管理、运用以及图书馆的历史，做这样的主要方面的研究。

那么所谓的校勘、版本是附带性的。假如我们申报学科，假如我们想学这个专业，想学校勘学，想学版本学，可能无处可去。那么最好的选择有可能就是古典文献学专业。因为它一般是在我们国家的古籍研究所，或者是人文学院，在我们所谓的哲学学院或哲学系，看不到这些课程的开设，可能也没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如果我们写这方面的论文，在第一时刻可能会被老师毙掉。因为这个像命题作文一样，你这个是不符合题目，不符合要求，没有思辨，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洞见，没有你自己的哲学，没有发现。

由于学科分类出现这样的问题，使这些方法被零碎化。你做历史的，当然也要懂这些东西，做文学研究的也要懂，做哲学的可能是更要懂，但是你用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名正言顺。这句话是清代的学者王鸣盛说的，他写过《十七史商榷》，关于史学的考据著作，他说过，“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以此为途，方得其门而入”。类似的话我听过很多了，我在刚刚上硕士的时候，我周边的老师告诉我说，《四库提要》你要放在枕边，每天睡觉前翻一翻，尽管当天你上的是别的课。

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用另外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汗牛充栋”，基本的古典不多，就那么几本。但是相关的注释实在是太多了。我举个例子，我见过《论语》的注释，我知道的，相关注释大约是2500多种。想了解这样的图书的整个注释的历史，想知道这些书是否存在，有什么书？比如说你想研究论语学史的话，如果给你一本论语学史的书，也可能不能对其中的《论语》的历代的东西有个最彻底的了解，莫不如从目录入手。

下面就提到了所谓的正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艺文志和经籍志都是我们过去《二十四史》里边可以见到的一类，这一类跟我们过去讲的“列传、纪、世家”是一样的，它是一种分类，里边记述了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写的东西，以及它的作者，还有篇数。

刚才提到的提要，它的起源是稍微晚一点。提要，大家知道，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一个概述，这本书是什么书？谁写的？什么时代？有什么版本？哪个版本比较好？这个书的长短、优劣。那么所谓的目录学和这个目录的书籍，它讲这些古书，分门别类，我们大家知道像四库对不对？就是经、史、子、集，我们讲的四部，包括张元济影印的《四部丛刊》，我们也要知道这四部是哪四部。这个分类，起源是很早，我们看它所承载的信息非常丰富，比如说书名、作者、卷数、篇数、存佚，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藏在哪里？那么大家现在看很多书目，记载更为详细。

所以我们做中国哲学研究的，当然另外的专业可能也需要，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学这个专业，有什么书，什么书应该比较好读，哪个版本应该可以用。

下面就涉及上面的版本问题。这句话也有很多人说：读书当用善本。湖南学者叶德辉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书不校不读”，就是不经过校勘是不能读的。在这句话之前有个前提，就是在校勘之前，你要知道什么本，这个就涉及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版本学，一定要知道你自己读的是什么本子，这个本子的优劣如何。因为很多本子之间它的差异比较大，有的本子可能甚至没有这一篇，用我们的话来讲，整整的一篇，几十页，有的本子没有。那你用的本子和我的本子不一样，你引用的东西可能我看不到，或者是我引用的东西跟你的文字有差别，这样就产生一些理解的分歧，版本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过去都是钞（抄）写，我们有一句话叫写卷，那是指吐鲁番和敦煌出土的写卷，还有再早期我们讲的竹帛、刊刻，包括金石。北宋以后印刷术的普及产生大量的本子，我们讲宋本、元本，包括刚才讲到的《四部丛刊》里面说了很多好的本子，也许我们大家现在用的都是标点本，都是经过人整理的，经过现代学者标点、分段整理的，或者是经过校勘。这样的本子，现在在业内叫通行本。那么刚才我讲过，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写关于《论语》的论文，你讨论《论语》的内容和思想，那你用的什么本子呢？他说他用的是某人的注本，有的同学说我用的是杨伯峻翻译的本子，当然这也算版本学的范畴之内。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本子的来源，也就是这边讲的是文本的系统，这个本子是从什么时代传下来，经过怎样地演变和分支，或者是经过后人的怎样地注释，甚至于改写，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见的。

过去我做韩国的、做日本的版本研究的时候，发现我们周边国家的读书人对中国的古籍是比较敬畏，比较尊重，他不随便地去改其中的内容。但是我们，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母语，也许是因为自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我们会出现很多改编，颠倒顺序，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按照自己的理解的方式去改一些文字，因为有些文字可能是比较难懂。但是东亚地区的周边国家，这些读书人可能在这方面比我们做得好一点儿。有的时候，我们在读一个文本的时候，可能这些域外的，比如朝鲜本或者日本的和刻本，他们的本子系统比我们更古老，他们的内容比我们现在看的很多明清以来的刻本还要珍贵，也更接近于原书的面貌。

刚才讲过，叶德辉说，“书不校不读”，就是不经过校勘的书，我们是不阅读的。当然他这个说法是对比较高级的、学养深厚的人而言的。我们对于书籍里面的文字错讹、衍文、倒文，还有错简，那么这些文本上的一些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很多笑话、低级的一些问题。包括经学研究的课上有一个同学研究康有为的《论语注》，那康有为呢，他在《论语注》里面就说过某本作某，提出来文本上的依据来改动《论语》的本文，其实是没有依据的，他是凭空捏造的，如果你对版本的东西不是很了解的话，你可能就会被康有为这样的聪明人所蒙骗。所以了解文本的系统和了解文字的校勘是一样重要的。如果忽略了版本和校勘，可能会闹出很多低级的笑话。以前我翻译过一个历史学家宫崎市定的文章，他说过，做中国的学问，不能够单刀直入。像做理工科那样的学问，可以直接就面对研究对象；做人文的学问，需要办理一些手续，经过一些的积累，否则的话就会露出马脚，就会出现很多笑话。他甚至非常形象地形容他自己，虽然他已经这么老，但是还是因为自己的准备不足，有可能会露出马脚，自己的缺陷，对他的历史研究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今天主要讲的是学术前沿，要读这个文献。读这个文献的时候，我们过去讲，我们一定要读第一手的文献，今天选择的这篇池田秀三教授的论文也是有我自己的一点想法。因为我们过去讲，你用中国的这套东西，什么版本学、目录学、训诂学，你这里能发现思想吗？能写跟哲学或思想相关的论文吗？写不出来的话，我们学这个东西干吗？有的时候比较困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读了经典不一定可以写出东西来，但是读完之后跟不读肯定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触。作为研究生的教育，很多东西都要有用，能不能用上，实用性。其实追求实用性，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认真读一些书籍、读一些著作的机会。

今天大家一起来读池田教授的这篇论文，也是想通过他这种以小见大的方式，通过比较的方法，如何发现训诂里面体现的这种思想倾向，超过我们所谓的最基本的学术方法来看这个人在注释中体现的他的思想。这篇论文刊登于《中国经学》的第5辑，是由清华大学彭林教授主编的。我选了这一篇论文，是因为它讨论的是训诂的问题。

我们大家知道训诂是最古老的注释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短短的训诂有可能比正文的文字还要少。我们过去讲的郑玄注“三礼”，他的注释比正文的文字还要少，就是如此之简洁。那怎么去研究它呢？怎么从里面看到他的思想，看到他的寄托，看到他对这个经典的理解？我想是不容易，这类论文很难写。

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篇不到两万字的论文。这个题目叫《训诂的虚与实》。这个题目提得很有意思，它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方面是字面的含义，虚词、实词。第二个含义可能是我理解的含义，就是对经典信仰的含义，对经典文字的理解的含义。作者举出高邮二王之一的王引之对五经中的“无宁，宁也”这样一个训诂作为切入点，和东汉的经学家郑玄作了一个比较。我们先从前面开始，这个训诂最早是见于东汉，也是经学家马融的注释。《论语集解》里引用了《子罕》篇，原文是“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我们在郑玄的《论语注》，虽然这个《论语注》目前已经是个残缺的本子，我们从一些人的集本，包括敦煌出的写本，可以看到一些残缺的部分，虽然不是原貌。我们在读书会里在读朱子的《论语集注》，集注里面朱子也采用了这个注释。那么作者在后面又提到，他说这个杜预，大家读过《三国演义》没有？杜预，在《三国演义》里边是一名将军，他也非常喜欢用训诂，《左传》里边一共是6处，含有“无宁”这个词，他对其中的5个词注以“无宁，宁也”这样的一个训诂。

下面论文举出了它相关的例子，回到了日本的文献里边，作者指出来，说日文文献里边把它作为训诂，读成“musiro”，就是“无宁，宁也”，那这个训诂也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古代的训诂的内容。作者提出来“无宁，宁也”什么意思？依据何在？在开题部分，作者指出来，有两种解读或理解：一种是发声，把前面这个“无”理解为不需要的文字，我们讲发声、助字，我们现在讲就是为了整齐自己的语气，前面加上一个不必要的字；那么第二个解释是反语，把这个“无”解释为否定词，就是“不某，某也”。我们过去讲利用否定来强调肯定。那么究竟是应该读成发声，还是应该读成反语？作者在他的论文的第二部分，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探讨。他主要列举出了，我们看论文第3页，王引之在他的著作《经传释词》卷十里边，“无毋亡忘妄”，他里边设了很长的篇幅，来特地讨论这个训诂的读法应该怎么读。我们看第3页到第9页，他举出了9个例句，里边是涵盖我们先秦的一些典籍。

那么这么多的引文里边，作者指出来，他的第8条，《管子·立政九败解》篇“人君唯毋听寝兵”。这个“毋”他读成发声，“毋听”，听也，为了强调这样的一个肯定。我们后面，作者对王引之举出这些古典中的例子，进行一个批判性的解读。他认为，例6用王引之的说法读成发语词是可以的。但是像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把它理解为反语，“无如人为大”也没有问题。那么后面在第5页的时候，他举出来的例2，也就是关于《诗经》的，郑玄的郑《笺》的解释。王引之是根据毛《传》认为，郑玄的《笺》注解是错误的。我们看第3页里边这个毛《传》说，《传》曰：“无竞，竞也。”《执竞》的《笺》文原作“不疆（强）乎其克商之功业，言其强也”。如果在功业的下面断掉，那么显然这个郑玄是把这段传文理解成反语，那么这样一来《烈文》篇和《武》篇这样的郑玄的《笺》，他也同样是理解成反语。孔颖达的《诗经正义》在解这个《抑》篇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以得贤则疆（强）而云无竞，故知反其言也。”以否定强调肯定。从广义而言，是可以把它视为反语。也就是说，为了强调一句话的肯定，我们用反语，前面加一个否定词来强调它。作者由此推定，他说郑玄对于“无某，某也”这样的训诂普遍是解作反语（在广义上）。

那么我们再看作者的这个论述进入第6页的时候，他指出来，在历代，历代学者是如何看郑、王在训诂上的差异。他觉得陈奂、俞樾、姚维锐、杨树达的著作是支持王引之的说法，把否定词前面那个“无”和“不”解释成“发声，没有意义”。但是并没有人明确地表示要支持郑玄的解释。那么作者提出一个看法，他们很多人没有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代表不支持郑玄，而是因为郑玄的这个反语的说法是一个通说，很多人都认可，包括刚才我们讨论的《诗经》的部分，朱子的《诗集传》也是采用了郑玄的这样的说法。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在认可王引之的这种发声说的时候，又进行了一些修正或者是折中，比如说吴昌莹和裴学海的关于古代虚词的著作，包括日本学者河北景桢的著作，作者非常谦虚，他说应该怎么来判断这些例子，他自身不具备判断能力，但是仅限于“无宁，宁也”这样的说法，他支持郑玄的说法，因为王引之也把“无宁”和相关同义的“无乃”视作反语。那么下面他又举了很多关于“无乃”的讨论。这里边他的逻辑非常严密，举出很多例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细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