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学的形态、方法和特质(二)
第8页,也就是第三章,他提到了王引之的家学和王引之批判精神的问题。大家知道他是王念孙的儿子,他的官做得也很大,学问当然也很大。他的批判精神体现在他的著作里,体现在他对我们先贤、前贤的这种批判。作者在这里边指出来一看法,王引之有一个倾向,什么倾向呢?他把古代经典里边这样的词语,他大多解释成虚词,有虚词化的倾向。那么郑玄呢,他认为郑玄跟他是相反,郑玄是尽量把古代经典的这个词解释成本来的意义、实际的意义,而不是像王引之一样。
那么在第12页里边,我们看到作者把王引之和他的父亲王念孙做了一个比较,认为他的父亲比较低调,对郑玄没有什么批评。但是他的儿子王引之对郑玄的批判是随处可见。当然我们大家可以去看他除了关于经典诗词以外的,他的《经义述闻》,另一部著作叫《经义述闻》,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读,里边涉及很多关于训诂、关于经义这方面的解释,对郑玄,对历代的经学家,王引之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评。作者里边点出来,王引之的这种批判精神的确与他父亲相比是不一样的。
作者穿越这样的时空,把乾嘉考据学或经学的代表人物王引之和东汉的经学大家郑玄放在一起比较,他发现了一个所谓的事实,就是王引之讲这个词语,有解作虚词的这样的倾向;郑玄有一些应该,甚至应该解释成虚词的词,他也勉强地把它解释成实词。这个发现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有意思。到作者为止,很少人关注到这一点。那我们想包括王引之的著作,他的《经传释词》,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散的训诂的看法,在《经义述闻》里面和他一些没有公开的关于《尚书》的注释手稿里边都有一些反映。那么怎么去理解他的学术特色?那反过来,清代学者以声音来通训诂,由训诂来达到理解经典的意义,两者的区别,这个对比,到了这一步,我们看他的第四部分,他把这个意义给点出来,他认为两者的区别,用一句话概括是“注释之学与语典之学的一个区别”。那这个区别点出来之后,发现我们对王引之其他的一些训诂的理解,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解释来推演。
我们过去讲,在理解一个人的学术根基或基本的时候,可以用演绎的方法,可以用归纳的方法。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他注释之学是经典注释学,这里面指的是郑玄的学问,是郑玄学问的特色。他对经典是充满了他的信仰,他认为这里面是有道的,而且作者很有趣地指到了几个地方说,恐怕郑玄不相信,这么简短的经典里面,经典文句里面,有一半,它一句话里边四个字有两个字是虚词,他觉得不应该是这样,他认为每个字都有这个圣贤他所说的含义在里面。而王引之,作者把他归为语典之学。
虽然郑玄并非不用语助、发声之类的注释,但是和王引之相比,他这个倾向性是比较淡的,不像王引之这么强烈。那么作者在一些郑玄所下的注释,也是有实词化的倾向,就是尽量把每个词的词义,有这么一个实词本来的含义读出来,而不是把它视为毫无意义的发声和助字。郑玄有的时候他是打破矛盾的说法,甚至不惜损害训诂的整体一贯性,来解释这个词语,把它解作实义,作实词来解释。那么作者说在第15页,他说尽可能地读作实词的意义或意志,在背后发生作用,在支配他的训诂,与始终坚持贯彻无意助词说的王引之相比,那郑玄和王引之,他们是处在两个极端,这个对比是非常有趣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过去在读文献的时候发现很多东西,“AB,C也”,像这样的训诂究竟带有什么含义?它除了给我们一把钥匙来读懂经典以外,它的思想性在哪里?我们如何透过文字表面的训诂,这么简短的东西来看注释者背后的他的思想倾向或他的一些寄托,非常困难。
那么,这里边在第15页下面最后一段,他给出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他说郑玄对于圣人之言的信仰以及对圣人著作的信仰,对郑玄而言,经书在任何方面都是完美无缺,它是载道垂教之书,作为文章也是完璧无瑕的典范。他不允许这个字字皆有道、皆有义的经书都被解作毫无意义的发声或者是语助。
我们在他后面的这个结论里面看到他曾经说过,他说先有训诂,还是先有思想?更跳出来。两个人的训诂的这种琐碎的对比,他来谈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看在他的第19页,他说注释之学的典型是郑玄,那么王引之是语典之学的代表,郑玄和王引之在具体的训诂的立场上的不同,是两种学问的对立。虽然两个人是处于不同的时代,他的这种比较,我们过去讲,用一个比较的方法,最能看出来各自的思想特色。但是很多单纯的比较会流于平行的比较,或者会流于毫无意义的所谓的为了比较而比较。
但是作者通过训诂的两个人的立场不同,发觉两个人背后的思想立场的对立。在第19页的最后一段第二行,他说,并非是有了训诂之后再进行整体的解释,而是先具有整体的直观性的把握之后才会产生出训诂。这个解释是非常精彩。我觉得这边作者也带有一点对王引之的说法的怀疑,虽然他在论文里没有非常直白地来抨击他,但是他指出了一点,郑玄是信仰圣人之学,信仰经书的;王引之,学术特色,他有一个这样的批判,就是王引之的学术特色是非经学的,脱离经学。虽然关于经学,他有很多精深的研究,包括刚才提到的《经传释词》,包括刚才提到的《经义述闻》,水平也是相当之高,但是他这个学术立场和古代的经学家,尤其像郑玄这样的经学家,他的立场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
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没有提到说,王引之是否相信经学,是否相信圣贤之道。但是他用一个比较的方法,他说,和他的父亲王念孙相比,王引之走得更远,更为过激。他把经典里的一些话语,作为一种语典学,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词典,归纳,把意义的归纳总结作为自己的追求。那么作者用了非常少见的话,就是训诂的自我目的化,就是为了训诂而训诂。为了取得对字词的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解而做研究。那这个前提和我们刚才提到的郑玄对经书持有的那种敬畏,对圣贤之言、对圣贤的话语,带有的那种尊敬、敬意,所做的研究、所做的训诂是完全不同方向。所以这个论文在当时翻完之后,很多学友、很多同行都对这个论文非常关注,也有的朋友直接来跟我交流对这篇论文的感想。后来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一些年轻的学子提到了这篇论文,这篇论文是写在20世纪80年代,从现在(算),30年前,那么过去我们讲一篇论文有没有价值,不是现在有人在读,或者是我发给大家读,而是在于多年以后,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甚至是学科也不一样,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某个人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读到你的论文,被你打动,被你的这种洞见,被你这种见识所影响,我觉得这样的论文可能是一篇好的论文。过去有的老师跟我讲,他说50年之后,如果你的论文还有人读,说明你写的论文不是垃圾,可能是论文。《中国经学》这个杂志上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论文,里边有我们大家喜欢的《论语》《孟子》之类的四书,也有的是关于五经的论文,当然以五经为主,还有一些关于经学家的研究。
那么今天我们刚才讲的,说从最基本的方法入手,从中国最传统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经典、来研究古典,不借用西方的东西,能不能写出东西来?我想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简短的文章,一万来字的文章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不需要自己的方法,没有引西方人的任何的著作,没有放入套用西方的概念,来做生搬硬套的这种解说。当然这类研究,这种自觉,我在一些研究古典文学,就是古代文学的一些学者身上也看到了,说我们看西方的东西,我了解你的动态,但是我不跟着你后面走,不做你的附庸。
当然这是非常难,包括在周一我们经典研究课上来讲,跟很多同学讲,说上这个课,读完了《尚书》一部分,你可能也一样写不出论文来,也一样还是处于蒙昧之中。但是读了跟不读还是不一样的。有的同学常跟我讲,说石老师,我们做古典研究或经学研究,没有人写论文那么容易,也不知道该怎么入手。其实这个是很难,需要自己去想,去思考,去寻找,方法有很多,但是属于自己的方法可能只有一个,而且你自己的方法也在变。
另外,我们目前流行的这些所谓方法论,包括西方本身的这种范式的变换,也是非常快的,你跟不上。刚才我跟大家解释,像李北海这样的理论,他当时是从艺术的角度,从书法的角度,说得非常清楚。俗和死是什么?
池田教授的这篇文章给我个人的启示,有三点。第一点,可能俗了一点,就是日本学者一贯的以小见大,从一个非常微小的细节入手,谈本质,谈整体,那种层次感。第二就是他在方法论上用的比较的方法,这个方法也是我非常推崇,但这个方法又不是非常好做。它和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是非常相近,但是做起来又不太一样。因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具体的对象的书籍的性质不一样。他把相隔一千多年的两个人放在一起来比较。从具体的训诂的方法,到训诂的原理,直到两个人对经典的信仰,这种比较可以说是非常精彩,也是全方位的。我们讲全方位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比较,而是代表性的东西,他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本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比较,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是高邮二王父子之间的比较。那里边还有一个比较,包括戴震、高邮二王的学术源头。从戴震到了王引之这一代,他们的学术立场是怎样的一个传承?里边还有一个比较,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不同经典里边,就像一个网络一样,不用的经典它们之间是有关联性的。每一部经典就像我们网络上面一个点一个结,大家看到渔网没有?一个结,连接它们的呢,是这个线,你每拽起一个结的时候,其他的结可能也会动,其他的线也会被你牵起来。我们刚才看到训诂里面它涉及了多少经典,《左传》《礼记》《论语》《诗经》,还涉及了我们讲的像先秦的这样的史书,包括《国语》,里面他引的《周语》等等,还涉及诸子百家的典籍。
那么我们在读论文的时候,看到的第三点,就是说经典和经典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有人说我研究《论语》,我写关于《论语》的论文,可是你不读《诗经》,不读《尚书》,你怎么写?有人说我想研究《诗经》,你不通上古的历史,没有读过《史记》,没有读过《尚书》,你怎么去理解《诗经》背后的时代?这样是研究不了的,没有层次,没有层次感。所以我们看池田教授这篇论文,他带给我们的触动,不光是他的结论,因为结论有可能会被后人修正,有可能会被后人超越。但是他切入的这种方法,他对经典运用的熟练、对训诂的熟练,还有对郑玄和王引之的心理的挖掘也好,还是剖析也好,我想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今天这个讲座前半部分,我们讲了一下关于中国古典学的基本方法,做一个介绍,做了一个铺垫。后半部分我们用了大约有将近40分钟的时间,让各位同学来熟读这篇论文。我再把这个论文的主要的观点和一些我的看法说出来。那么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给大家一点时间,让大家谈一谈自己的读后感。
课程简介
石立善教授在讲座上首先介绍了学习古典学的四个基本方法:目录、版本、校勘和训诂,并向外引申有关古典学这样一个学科的归类问题。随后简要叙述了前三个方法(目录、版本以及校勘)的重要性所在。之后在讲座后半部分,他通过分享池田秀三的论文《训诂的虚与实》,从而展开一系列有关第四个方法(训诂)的相关知识见解与解析。
《训诂的虚与实》是一篇以以小见大的方式,通过对比的方法,发现训诂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倾向的论文。论文开篇是从“无宁,宁也”的训诂展开的。池田秀三指出,“无”有两种词性:一是解作语助词,用于发声,没有意义;二是解作反语,以否定强调肯定。他在展开关于“无”的探讨时,借用一些实例推断出郑玄对于“无某,某也”这种训诂,在广义上普遍解作反语;而王引之与郑玄则不同,他一般解作虚词。对于郑、王二人的训诂,历代学者也是持有不同的看法。
在论文里,池田秀三还表达了对郑、王二人训诂差别的理解:郑玄有实词倾向,而王引之有虚词倾向。他认为二者的区别可以用“注释之学与语典之学的区别”来概括。
讲座的最后,石教授总结了自己在这篇论文中得到的三点启示:一是日本学者贯用的以小见大的具有层次感的写作手法值得学习;二是在方法论上运用的比较手法值得借鉴;三是要具备渊博的学识,只有这样才能够熟练运用知识,并有独到的见解。
(视频拍摄于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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