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里耶秦简发现了很多县级的行政文书，从秦代开始国家就设置各种各样的机构，实施监督作用，对官吏不放心，想出各种招考核，预防他们犯罪。但这是寄生在传置机构里，广言之寄生在官僚体制里的一种伴生品，只要有官僚机构，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任命制官僚机构，就很难避免。一开始如果处于高压状态，像秦始皇或者朱元璋这样，可能暂时能够压制住，但是实际上没法根除，一旦上面的压力不够，慢慢就会死灰复燃。

秦代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严格的物资出入管理、会计制度、钩校、差错补偿，一旦很多东西出现差错，就会让你去补、去追究等。很多文书都和这有关系。这看起来制度很严格，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有很大的空间可做，还有很多的漏洞可钻。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主要靠文书的核校，核校的时候有一个现实问题，金字塔体系下的官吏组织是上级总面临着以少御多，就是下级比较多，下级各种各样的文书，定期文书，不定期文书，上级核查不过来。

另外当时数学计算能力也比较差，所以很容易蒙混过关，好多文书里有错误，很多已经核校过了，但错误还是很多。对于官员来讲，特别是下级官吏，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就会知道这里有很多漏洞，有空子可以钻。所以这种制度看起来很严格，但运行操作过程中带来很多漏洞，熟悉的人能找到这些缝隙。

很多官员会觉得利用公家的车、假公济私有好处，对自己的升迁有好处，所以为什么会接待枝阳县长夫人。汉代从小吏可以做到丞相，每个人都不能小看。最有名的是丙吉，他从狱吏一级一级升到廷尉、御史大夫、丞相。慢慢地，官员越来越看重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无论是下级官员，还有上级官员之间，他们会有共同的利益。反正用公家的物资，对自己来讲没有坏处，大家上下能够勾结或者是合谋，变成拿公家的东西为自己谋私利。不光在简牍里可以看到，文献里也有很多。虽然讲得很抽象，但把简牍材料和文献材料里官员的描述结合在一起，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元帝时诸葛丰讲官员中没有“伏节死谊之臣”，大都是“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官员都是想自己的事，为自己谋福利，谋利益，不再关心国家，都假公济私。东汉中后期以后，文献里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抨击各种各样的情况，用的很多话都是一样的。但没有这些具体简牍材料里的实例做背景，可能不能了解他们具体讲了什么。有了这些材料以后，就能进一步理解他们这些话包含的含义是什么。

东汉以后，不光是下级管理，到公卿以上管理也是一样，大家拱默，都放弃原则，不执行国家律令规定，树恩以扩大自己交往，在官场上可能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好处，容多后福，为自己或者子孙考虑。东汉左雄认为这是从汉初慢慢发展来的，300多年一直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就是2000多年一直走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高官和小吏在谋取私利上虽然动因可能不一样，但最后都合谋了。小吏工资比较低，挖墙脚改善待遇，关注自己的生存。高官生计上没什么忧虑，但要考虑自己的发展，在官场上能不能往上爬。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谋，形成了上下相容、勾结的局面。大家都在对付皇帝，皇帝就成了冤大头，他想干的很多事就实现不了。它不是个案，它不像朋党，指名道姓，能知道是谁，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蔓延，都是无名的，也不知道谁制造的，结果就是钱花多了，东西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