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会从研究社会史转到研究“早期帝国的日常统治”，是因为在研究社会史过程中发现，虽然老百姓说“天高皇帝远”，但是实际上国家包括皇帝、官府，对他们还是有各种各样影响的，他们心里还是很在乎的。所以天高皇帝并不远，我希望能从不同的角度，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角度，而是自下而上的角度观察，看一看当时的老百姓和官府之间怎样打交道，怎样生活，官府怎样统治老百姓。研究政治史，原来主要研究政治史和制度史，现在还可以有更多的路。

人类学研究人们的日常活动，我受人类学的影响，觉得是不是可以研究他们的日常统治。统治是一天一天展开的，但是史书叙述的常常是大的事件，中间忽略了很多日常活动。钱穆先生是我的师爷，他说日复一日的活动写不进历史，因为它没有变化。但我可能就要想写一些、关心一些没什么变化的东西，历史除了有很多变化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有延续性的。

怎么研究延续性，有很多麻烦的事情，因为我们过去关注的都是一些特殊性的东西，个案研究，对于不怎么变的东西的研究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难题。我最近若干年围绕这个方向，写了这些论文，这篇论文也是这类研究中的一篇。

这个题目主要讲皇帝的无奈，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传置开支和制度变迁，“传”念“zhuàn”，因为颜师古注叫张恋反。每个县级机构都设计一个官办的招待所。“置”实际上是跟它类似的一个机构，但功能比较复杂一些，也包含招待所。在每个县级的治所里，或者是交通距离比较远的两个县之间，都会设置。主标题讲皇帝，副标题讲县一级机构，怎么能把两个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这是我要讨论的。

传置开支，就是三公开支里很重要的招待费开支。我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围绕西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末年，县一级的招待费开支是多少？增长为什么会膨胀？这些东西带来什么样的制度变化？为什么国家，包括皇帝会关心这些问题？这个背后又揭示或显示了哪些问题？

前面这部分关注皇帝的无奈，其实关注的是皇帝自己的命令的实现程度。在史书里，特别是传世文献，一般都是自上而下、以皇帝为中心的观察，讲皇帝怎么发号施令，但对于这个命令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其实是不太清楚的，就会误以为皇帝的命令可能都实现了，会形成“皇帝支配论”“独裁论”“专制论”等一些比较强调皇帝在历史中作用的论断。现在地方上有一些新出土的材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一看，到底这些命令能不能实现？多大程度上实现？今天的这个问题一方面用文献资料，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方面，用了一些出土的简牍材料，主要是汉代的。

引起我注意的是《续汉书·百官志一》里“司徒”这一条材料。三公的“司徒”，刘昭的注补里引的《汉旧仪》，是很常见的材料。这条材料讲西汉哀帝时期，每年年底郡国要派计吏到朝廷，给司徒和司空，包括丞相或者御史大夫上计，汇报一年的工作。汇报完后，在走之前，丞相会把计吏们召集到他的办公地点，念敕。这段话原来的标点有点问题，我做了一些修改。

这个“敕”，按照其他材料记载，他认为其实就是诏书，叫“五条诏书”。按照孙星衍在《续古文苑》里的分法，大概分成这五条。我根据周天游《汉官六种》以及明代一些文献引的资料做了一些校订。个别文字有讹误。红字的是第四条，我关注的就是这条。前面三条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事物，关于治理地方的基本原则，治狱原则、劝农桑等。第四、第五条是具体的原则，包括“诏书无饰”，或者是“敕”字，两个字相通，装饰或修整；“厨”指厨房，做饭的机构；“传”就是传舍、招待所。你不要整修，不要装饰这些厨房、招待所。“增养食”，“养”，动词指做饭，名词指饭，你增加伙食标准。“至今未变”，以前早就说过这事了，现在也没变。但是现在这些人还是做过了，超过了国家的要求。“甚不称”，很不满意，回去赶快告诉你们郡国的长官，一定要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节约。如果有人不改，一定让长吏汇报，告诉皇帝，这是第四条的基本内容。第五条指办公机构很多都坏了，以后他们不去修也不行，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要是不能胜任，要免冠、要弹劾他们。前三条都是比较抽象的讲治理地方的原则，后两条都是比较细碎的事物。第四条，每年年底，要跟上计吏交代治国方针，不要大吃大喝，不要提高接待标准。

这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在《汉书·宣帝纪》里，元康二年的诏书里，也提到讲究“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接待这些使者，要让他们高兴，超过他们原来的一些要求，就“越职逾法”，所以“以取名誉”，这就像踩在薄冰上，要等待天亮、等待太阳，那就很危险。他觉得当时的宣帝对这种现象很不满，当时特意下了诏书。这个诏书是在公元前64年下的，在《汉旧仪》里提到了，每年要给上计吏念敕。

上计吏的活动每年都要进行，所以他的宣敕也是一种仪式性的行为，每年都要做，不是一次性，但诏书可能就是一次性的，颁布一次。至于哪年开始，现在不知道，但是至少到了西汉末年，每年都要念敕。皇帝包括丞相在内，对于各地厨传增加养食标准、提高接待费的行为一直很关注。

如果每年都念敕，也反映出无论是丞相还是皇帝，对这个问题也没什么招，只是每年照本宣科地念。我为什么说它是皇帝的无奈？他其实觉得这是个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所以只好每年重复、照本宣科地念敕，希望地方官能够引起重视，压缩招待费开支。我写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这条材料提示我，觉得在当时这应该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顺着皇帝和丞相的目光去看一看，西汉末年，招待费到底花了多少？能花多少？第三部分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招待费会膨胀，这是我最关心的部分。但是第二部和第一部这两个过门很长，我的报告主体实际上是过门，但最后这个解释我也会讲。

西汉末年传置年度招待开支，计算的过程较复杂，但结果比较明确、比较清楚。这个数字也是一个推测，里面有很多还要再斟酌的地方。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本来觉得算不算都无所谓，只要解释它为什么膨胀就可以了，但还是觉得要把这个东西做得彻底一点，还是要下点力气。做完以后，除了可以用在这个文章外，还可以在其他研究里用。

首先算一下招待机构有多少。《汉书·地理志》讲西汉末年的县级机构数量，一共加起来有1587个，基本上没有疑问，但有一年在学术界稍微有一些不同看法。根据出土简牍，可以看出两个县如果直线距离比较远，它们之间会设一个置，单独的机构，因为一天走不了那么远，中间必须休息一下，就要再算出来有多少个置，加在一起，大概就是接待的总数，我算出有478个机构，所以两个加在一起是2065个。

用的标准是如果两个县之间距离超过130汉里的话，大概会设一个置。130汉里这个平均数实际上是根据居延里程简E.P.T59：582得出的，它记述了从长安到西域的里程，但是这个简不完整，左半边缺了一部分，残的部分提供了从长安到茂陵的里程是70里，茂陵到茯置35里，茯置到好止75里。这其实就是两个县之间设了置，这里出现了茯置、平林置、居延置、钧耆置。

悬泉汉简里也有一个里程简，也是类似。它讲到酒泉郡里一共有394里，大概设了县，加上置一共有11个。根据这些材料，我算了一个平均数，大概是126里，我取了一个相对比较整的数是130里。茂陵到好止之间其实比较近，才110里，这是最近的，最长是180里，所以当时可能也并没有一个肯定的数据，因为各个地区地形不一样，路途好走不好走等各种原因，虽然给出很多数据，但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

悬泉置在甘肃敦煌市东北，20世纪90年代挖掘的，挖完以后，从航空拍了一张照片。在这个地方出土了22000枚汉简。这个置用的时间比较长，到魏晋以后还在用，是个比较复杂的机构。在今天公路的南边可以看到，这是回填以后的现状，2008年我们去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考古报告上的一个遗址分布图，有学者研究这里面传舍在哪？我画圈的这里，很小的一间房子，9平方米大，有人推测是这个，但是也不一定，也许这些房子很多都可以用，因为这个附近出土和传书有关的文书在外面，所以他推测这个房子F9是传舍。这个机构实际上是个比较复合性的机构，机构下面有6个机构。“厩”，是马厩，提供车马的，养马的，有40匹马。“厨”是做饭的。“传舍”，接待人的招待机构。“驿”是传递文书比较快的地方，用马传递，最快的是“骑置”，相当于邮政速递局。“驿”和“骑置”都是传递文书，但速度有快慢。

西域地区置的整个构成都差不多。这是一个凭证，想要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的吃、住，需要拿这个凭证，和通行证、介绍信一样，当时可能叫传信或者传。这是当时挖出来的一个东西，对这个也有争论，骑在马上、坐在车上时候，插在车上人就可以看出来，显示了这个文件，但当时肯定需要这个东西。右边是一个抄件，路过每一个置或者传舍时，都要拿出这个文件，告诉别人是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待遇的，接待完了以后，接待的机构还要抄一份他的介绍信，留底，好去核查粮食出入、马匹的使用等，做存档用。在悬泉置发现非常多的存档用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形制和原来的原件是有差别，他就抄在一般的木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