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五情”，我们刚才说了“五情”其实主要是经学的观念。钱锺书先生就以纯史学的观点来评论《春秋》“五情”，那是不对的。刚才也说了，钱先生认为“五情”是古人写历史的时候心向神往的楷模，但是《春秋》达不到，说“《春秋》实不足语于此”。刚才也说了，“五情”本来是《左传》引用君子的话来赞美《春秋》的，他说《春秋》之称，“非圣人孰能修之”，不是圣人，谁能够写那么好，是赞它的。但是钱先生说“《春秋》实不足语于此”，达不到“五情”的标准，所以刚好是相反。关键在哪儿？其实君子称赞《春秋》，用“五情”来称赞《春秋》，它的标准不是钱先生心里头的，所谓写历史的时候心向神往的楷模，它不是用历史观点来说的。如果我们用史学观点来看，就“梁亡”这句话，这个记载，就是断烂朝报。《春秋序》称赞“五情”，主要是因为“文见（现——编者注）于此”。你看我用文字去这样记载，但是“起义在彼”，背后有一个义理，能够“发大义”，能够阐发大义，能够指导行事，能够以正褒贬。我们再看刚才我们引用过的例子，就是说郑庄公用璧玉问鲁国借这个许田，其实是交换，那么交换，因为这个事情不对，所以它加以很婉曲地记载，说借，只是借，但是不是事实，它记载（的）根本不是事实，所以《春秋》记载的不是如实的，不是一般历史的记载。那么另外刚才也说了，就是周平王驾崩的时候，本来是三月二十四日驾崩，它偏偏写是三月十二日，那么重要的事情，天子驾崩，也不如实记载。所以钱先生以纯史学的观点来评论《春秋》，这个是没有掌握《左传》里头引君子的话来赞美《春秋》，还有杜预《春秋序》（《春秋左传集解》序）里头也赞美这个《春秋》，钱先生没有掌握其中的关键。我们看杜预的《春秋序》，他说“推此五体”，就（是）“五情”，来看这《春秋》经跟《左传》，那么，“王道之正，人伦之纪”都已经全在里头了，那么它所用的就是经学的观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君子就是赞美《春秋》，说“非圣人孰能修之”，他也是用经学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