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我们今天要谈的是钱锺书先生与《春秋》的“五情”说。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序（简称《春秋序》），它有所谓“五情”说。杜预他说，《左传》为《春秋》经发例（发传——编者注），它的体例，为例之情有五，有“五情”，“五情”就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

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就是这本书。他认为这“五情”是古人写历史的时候心向神往的楷模，但是用这个作为标准，他认为《春秋》实不足语于此，就（是说）《春秋》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看“五情”，它是出自成公十四年的《左传》，《左传》引君子的话说，《春秋》之称，《春秋》的措辞用语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他最后说：“非圣人孰能修之！”不是圣人，谁能写那么好，能够达到“五情”呢！所以《左传》去引君子的话来赞誉《春秋》（的），但是钱先生所说的刚好相反，他认为《春秋》“实不足语于此”，他认为《春秋》其实达不到“五情”的标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左传》引君子（之语）赞美《春秋》，但是钱先生说《春秋》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那么我们先谈一谈杜预的“五情”说，然后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钱先生跟《左传》引君子的话会刚好相反。

杜预（的）“五情”说，一情就是“微而显”。所谓“微而显”，杜预认为是“辞微而意显”。就是说看这文词不是很清楚，是有微隐，不清楚，但是它背后的义理很显著，它背后有很清楚的义理。

日本的学者竹添光鸿，他的解释有些跟杜预不同，他是用“文字稀少”来解释“微”。高本汉，还有杨伯峻先生他们所说的，跟竹添光鸿也大概差不多，高本汉，他解释“微而显”，他说微就是微小，意思就是简洁但是明白，就是“微而显”。杨伯峻先生也说，他说言辞不多，但是意义显豁，意义很明显，很清楚。他们三位，就是竹添光鸿、高本汉还有杨伯峻先生，他们的说法是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我们看《说文》，在彳部，它说微是隐行也，就是出行，但是不是看得很清楚。而雷俊（音）他说，隐行引申为凡隐蔽之称，由隐行，进一步地引申就是隐藏，看不清楚，那么就是这个微。《说文解字》还有人部，有另外一个𢼸字，就是没有彳字旁的那一个𢼸，《说文》就说𢼸是渺也，渺就是小。因为细小，所以微也，看不清楚。所以孔颖达解释这个“微而显”的“微”，他用“微隐”来解释“微”，这是对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他说《春秋》是“幽而明”，“幽而明”跟这“微而显”意思是一样，“幽”和“微”不一定跟文字稀少、言辞不多、简洁完全相同。

杜预举了三个例子，解释“微而显”。我们看其中一个例子“梁亡”。梁国灭亡，梁国为什么灭亡？它完全没有说，所以《春秋》的记载，宋代的王安石就说是“断烂朝报”，就是很破碎的，意思不清楚的。《左传》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春秋》说“梁亡”，它说，因为就梁国的国君，“梁伯好土功”，梁国国君，他喜欢筑城，建筑城池，但是他建了又没有用，但是老百姓就很疲累，所以他就跟老百姓说，敌寇快要打过来了。有一次他要“沟公宫”，就是要建一个护城河，他就跟老百姓说，秦国快要偷袭我们，要打我们，那么这次老百姓就很惧怕，就崩溃了。秦国见到这种情形，就把梁国灭掉。为了表示梁国的灭亡是梁国的国君，是自取灭亡，所以《春秋》记载就说，梁亡，不说秦人灭梁，不提秦国，表示梁国国君是自取灭亡。所以你看，《春秋》记载，它背后是有褒贬之义（的）。为了对梁国国君表示他所做的是不对的，所以就用一种措辞说“梁亡”来表示。

我们再看“五情”里头（的）第二情，“志而晦”。“志”就是记载，“晦”就是不清楚，晦，微，不清楚。那么杜预说，就是表示约言以记事，很简略地把事情记载。但是看文字表面其实是微也，不是很清楚。

我们看“志而晦”的例子，其中一个是三会不地，所谓三会不地就是三个国家开会，就会记载哪个国君开完会回来了，（而）不记载在什么地方开会。但是，如果两个国家开会，它就不提哪个开会了，就说他从某一个地方回来，回到国都。在鲁桓公二年，《春秋》经，它说“公及戎盟于唐”，在唐地结盟。冬天，“公至自唐”，就（是）鲁桓公从唐地回到鲁国的国都，那么《左传》就解释，它说“特相会”，什么是“特相会”？特就是一、单一，就是说跟单一的国家，跟一个国家相会。那么往来称地，就（是）去了之后，就记载，它说去唐地，然后从唐地回到鲁国的国都，所以往来都称地，都是只是提唐地。但是，如果是三个国家开会，按照当时史官记载的体例，就不说从唐地回到国都了，他就说开完会回到国都，就是“至自会”，就不说“至自唐”。一个是提地方，就是两个国家单独相会，就是说从某个地方回到国都。如果是三个国家，就说去开完会回到国都，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史官的体例？其实古代也有不少的学者是有怀疑的，根据杜预跟孔颖达他们的解释，说两个国家单独相会，大家都不肯做主，互相地推让，没有人做主，没有人做最后的决定，结果开会是不成功（的），因为没有人做决定，所以记载的时候就说从某地回到国都。但是如果三（个）国家开会，一人做主，一个国家做主，其他两个国家听他的命令，那么开会就容易成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说开完会回到国都，是“至自会”，开完会回来。但是唐代陆淳，他就引述赵匡（的观点），这种的记载是很（值得怀疑的）。他们经过研究发现，如果说“至自会”的一般开会的地点都在鲁国以外，如果说至自某地，从某个地方开完会回来，那么那个地方都是在鲁国里头的，所以它说，《左传》说，跟一个国家开会就说至自某地，如果三个国家以上开会，就说“至自会”，这种的说法，它认为是不达内外异词之例，不明白鲁国之内开会，鲁国之外开会，记载有不同的方法，事实上过去的学者大多数都表示《左传》这个说法很值得怀疑。

第三情就是“婉而成章”，“婉”就是委婉，所以杜预说“婉”就是“曲也”，弯曲，就是不直接地记载那事情，而是很委婉地，“屈曲其辞，有所辟讳”，就是有些地方不好说，要加以回避，来表示作为臣下，（以示）大顺之道，用这个方法来写成篇章，就是婉而成章。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所谓璧假许田，假就是借，借许田，借许地，郑国（的）郑庄公问鲁国（的）鲁桓公借许地，他就拿一个璧玉送给鲁国，问他借许地。这个在鲁桓公元年的《春秋》有记载。它说，鲁桓公跟郑庄公会于垂，郑庄公以璧假许田，就是借这个许地。《左传》就解释，它说，以璧假许田就记载，其实是为周公、祊故也，（也就是）其实里头还有一些细节。什么细节？一个就是郑庄公答应帮鲁国祭祀周公，因为许田是天子，周天子封给鲁国的，所以就需要在许田，在许地祭祀周公。那么现在把这地方借给郑国以后，就由郑国帮鲁国祭祀周公。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祊，其实郑国也送，把（叫）祊地，祊田送给鲁国，那么这细节在《春秋》经没有记载，《春秋》只是说郑国以璧假许田，就是送璧玉给鲁国，问他借这个许田。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因为周公是鲁国的祖先，不是郑国的祖先，不应该由郑国去祭祀这个周公。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许田是周天子封给鲁国的，祊田是周天子封给郑国的，不能够交换，这个，作为诸侯不能交换天子所赐的地方，所以就是不对。那么，由于做了这些不对的事情，所以记载的时候不好记载，就用比较委婉的方式来记载，就说只是借，只是暂时借许田，借这个许地，所以在《春秋》里头没有提祊地，没有提祊田，如果提了，就是很明显是以地换地，那就不对。周代就是诸侯有功劳的，有大功劳的，比如说周公，他对周王朝就有很大的功劳，所以除了封这个鲁给周公的后代，还有在京师，在周的首都附近把许田也封给鲁国，那么鲁国国君要到京师去朝见天子的时候，就可以住在那个地方，住在这许田，住在许地。另外，他也把祊田、祊地封给郑国，就是说郑国的诸侯跟着周天子一块儿去巡视山东的时候，他就可以在祊田，在那儿住，但是后来因为周天子他的势力太弱了，所以诸侯不会到京师去朝见天子，天子也不巡视其他地方，所以祊地跟这个许地、祊田、许田都没有用，因为鲁国的诸侯不会到天子地方去朝见天子，郑国诸侯也不会跟天子一块儿去巡视山东一带，所以大家认为不如交换，因为许田靠近郑国，祊田就是靠近鲁国，大家交换就比较方便，但是这种交换是不对的，所以鲁国的史官记载（的）时候，就不能如实地记载，只能够委曲地去记载，就是所谓“婉而成章”。

第四情，“五情”里头第四情就是“尽而不汙”。就是把事实照实来说，尽其事实不加以汙曲。这汙，根据杜预（的解释）就是因为做假借字借为辶字旁的迂，或者是纟（通“糸”[mì]）旁的纡，都是汙曲的意思。

但是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却有不同意见。他把这字，本来是污字，杜预把它读为假借字，所以才念作汙，它本来是污。所以竹添光鸿说不是假借字，根本就是“污”字，就是表示误会的意思，尽而不污，就是说尽其事实，就（是）误会的事情，也不加以隐瞒，把所有事情表明清楚，就把这污读为误会的误。

钱锺书先生又有另外一种意见，他认为这个字是假借作夸，是夸大的夸。他就说在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里头，“微”跟“显”、“志”跟“晦”、“婉”跟“成章”都是相反而相成。但是，杜预说读作“汙”，他认为不对，如果读作汙就是表示尽而直，因为杜预又说去直书其事，不加以委曲，那么就是又尽又直，就好像同一个意思，就是一再重复，那么就是骈枝叠架，他认为是太重复了，跟前面三句（的）句式、句法不相同。所以他认为如果是直，但是直不一定尽，就是可以直接地记载，但是不一定很详细，但是如果你去尽，你的事，所有的事情都说清楚了，没有不直的。所以他说根本不需要那么重复，他就引用了孟子、荀子还有庄子，最后认为这是“夸”的假借。就是庄子所谓“溢言”，就是超越了，就（是）说太多了，所以他认为尽而不夸，就是不加以隐讳，去如实、得当地记载，很周详，很详细，但是没有加饰，没有夸大，这就是尽而不夸，他读作尽而不夸，他用了一个英文，他说就是the whole truth，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钱锺书这样说对不对呢？我觉得不太对。因为“微”跟“显”、“志”跟“晦”，“微”就是微隐，不清楚，跟明显，当然是相反。“志”就记载，“晦”就是不清楚，你把它加以记载，一般应该清楚，但是最后的效果是不清楚，那么也可以说是相反。但是“婉”跟“成章”就不是相反，“婉”是委婉，“成章”就是写成篇章，那么用委婉的方式写成篇章，就是用什么方式来写，所以就不是相反，“婉”跟“成章”不是相反，所以我们可以说“婉而成章”，也可以说“直而成章”，就是委婉地写或者是很率直地写，所以“婉”跟“成章”不是相反，“直”跟“成章”也不是相反。钱先生比较重视同一句里头字义的关系，但是忽略了上下句的关系。我们看“微而显”跟第二句“志而晦”，两句的句意是相反的。那么“婉而成章”跟“尽而不汙”，两句（的）句意也是相反的。所以杜预用“曲”来解释这个“汙”，就（是）汙曲，用“汙”。他认为，是纟（通“糸”[mì]）字旁或者辶旁的汙的假借，就是“尽而不汙”主要是照顾句式，使它跟“婉而成章”句式差不多，我们说“尽而不汙”句意跟“婉而成章”，正好相反，所以（这个是）第一、第二句“微而显”“志而晦”是句意相反，然后第三句跟第四句，“婉而成章”“尽而不汙”也是句意相反，应该这样去看。那么竹添光鸿他把那字念为“污”，污秽的污，那个就（是）不对的。我们看“尽”跟“不汙”，虽然意思是相关，但是还不至于好像就（是）钱（先）生所说的“骈枝叠架”。钱先生认为这个字念作“夸”，是夸的假借，就说不隐、不讳，不加以隐讳，而如实得当，是很周详的，但是没有夸大。就是所谓尽而不夸，这是钱（先）生的说法，但是他所说的固然是史家的悬鹄，是这个很高的一个目标，但是就是历史（学）家的目标，《春秋》是经学，注重的是褒贬，不重在如实地记载。我们一定要明白，《春秋》是一个经，不是单纯的历史。

我举个例子，鲁隐公三年的《春秋》经，它说“三月庚戌，天王崩”。“三月庚戌”就是三月十二日，周平王驾崩。其实这个日期，三月十二日，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日期是三月二十四日，所以《左传》就说其实是“三月壬戌”，二十四日周平王驾崩，但是在讣文里头就写了，是庚戌那一天驾崩，提前了12天，在讣文里头提前了。为什么要提前？因为当时周天子的势力太弱了，诸侯都不重视他，周（朝）的大夫他就怕诸侯很晚才来吊祭周平王，所以就想诸侯早一些来，所以他这个讣文里头就把日期提前了12天，就让诸侯不会太晚才到。那么《春秋》所记载的不是正确的日期，但是为了表示作为臣下，这样地怠慢周天子是不对的，要表示诸侯不对，所以记载的时候就记载那假的、错误的日期。所以钱先生以一般史学观点，一般史学观要很准确，对不对？一定需要如实地记载，但是这个跟《春秋》是两码事，所以钱先生没有明白，没有了解，《春秋》是经，不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