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字，当时的意思是两只，如果是一只，是“枚”。这些人其实都是从朝廷来的。无论是大司农的卒史，还是丞相史、刺史、从事史，都是朝廷派来的，不是当地官员，所以能够享受吃鸡待遇的不是一般人，都是中央来的小官吏。按照这个标准，可以推算出悬泉置是第四等的传置，大概一年消费5000多只鸡。接待量有648晚，乘以两餐，算出有44次提供了鸡，大概6.8%会提供鸡。不是每一类人都提供鸡，只有官员才会有，是有比例的。越往上可能越高，第一等最高的可能是3倍，大概20%。把整个传置区分为七等，根据这个数字可以算出一共消费了63万只鸡。鸡和粮食数量都没多少。

大宗的是马匹消耗的粮食，比人消耗要多得多，因为马一顿要吃两斗带壳的粮食。马匹的数量，马匹的粮食消耗能算出来。因为各地传置的马匹数量不太一样，西域因为是交通要道，往来的人员多，运送任务也多，所以配送的马比较多。公元前52年一共有9个机构，配360匹马，平均每一个置有40匹马。内地根据交通线上的任务繁重程度有差别，唐代有明确的规定，最多分七等，75匹最多，最少是8匹。汉代没有这种记录，但是汉代长沙国配的是10匹马，这恐怕是最低的一等。我是按照唐代把它分成七等，为了好算马匹消耗的粮食。各以十等为差，最少的一等是10匹，最多的是70匹，正好和悬泉置的四等的40匹比较吻合。《二年律令》里有传食律，包括马吃多少，马吃的饲料比人多，如果是粟或麦，一天要二斗，还要吃茭一钧，以此作为标准能算出来所有传舍饲养的传马一年消耗的粮食是200多万石，那人其实比这少很多。如果算成原粮，也能够折算出一个数字。我们比较这个数字到底是多还是少？怎么算的？有的学者包括日本学者把它算成钱，但是这个有点问题，因为汉代粮价是不断波动的，很难算，所以粮食跟粮食比比较合适，算一下汉代的田租一共交了多少？《汉代·地理志》里有记载，当时定垦田要多少，如果按亩产3石计算的话，田租是按三十税一可以算出来。这些数字消耗大概相当于当时国家田租收入的2.87%，不到3%。另外漕粮当时每年从全国各地运粮食到长安，一般正常情况下是运400万斛，把这两个数比一下，大概相当于它的十分之六。这个数字漏洞很多，推测假设很多，就是给大家一个印象，这个数字是高是低，我也无从判断。李锦绣在《唐代财政史稿》里，算唐代的财政支出时，用钱算，都是折合的钱，她认为当时唐代最大的一项开支也是这个，比吏俸都多。折合成钱交通费用支出大概是589.95万贯，超过当时可计算的官吏待遇558.2万贯。汉代的钱里，除了这两部分，还有一些消费，包括车，木头车坏得很快，维修费用等没法算，也是粗略的计算。但如果要精确地计算，也是后人的看法。

如果从当时的简牍来看，当时国家的财政决算里没有这个项目，只在低级的传舍或置里会统计一年吃多少鸡，接待某个人花了多少，他可能会把这部分上报给县里，但是县再往上报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项目了，郡再往国家报的时候也没有，所以皇帝也不知道真正消费了多少。但是皇帝觉得接待费每年花太多，不能增加接待标准，恐怕主要源于皇帝的个人“感觉主义”，他觉得花太多，每年让大家节约开支。

但这个是不是不是个问题呢？确实又是问题。为什么会有皇帝的告诫？皇帝为什么会说接待费用在膨胀？皇帝诏书为什么会觉得失灵？从这个悬泉汉简里能看出一些端倪。这是出米记录，这种记录有很多，接待各种各样的官员。这4个人每人吃了一顿，很符合国家标准，每个人一顿饭吃3升，但官员亲属包括奴婢都开始吃上了，县长老婆加上奴婢4个人一块吃，这些堂而皇之地记载在当时传置的正式记录里，等于官府认可接待官员家属的行为，包括他们的随从之类。这在当时恐怕应该是个问题，《汉书》里有文献记载，也是哀帝时记载的，讲何并任颍川太守“性清廉”，举的例子就是他的妻子不住官舍。所以当时恐怕吃官舍可能是惯例，但是在当时人看来，这恐怕都和行为不检点、贪腐联系在一起，所以用“不住官舍”表示他的清廉。所以张君夫人的做法都是一些潜规则、不合法的，虽然大家都堂而皇之这么做，但是实际上不符合国家规定。关于招待范围，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传食律》专门讲到了，规定哪些人可以享受国家免费吃住，里面没提到太太、家属、奴婢，都是公使人。即便官员私使也不行，个人游山玩水也不能花公家的钱，在公家招待所免费吃住。但是这是在西汉初年，后来的皇帝都很关心，要压缩接待费用，律令里规定不能再增加、扩大范围。所以按照西汉初年的规定也不行，这个人恐怕就是破坏规矩的一个人。

金城郡到底吃了多少，其实能算出来。金城郡的枝阳县就是今天兰州西北不远处的地方。可以算一下单程或者往返到底吃了多少。如果是单程的话，大概要吃3.6石，一共要吃30个点，要经过30个机构，到敦煌也挺远的，如果是来回的话，要吃7.2石，如果廪食相当于一般人口粮的话，3.6人一个月，单程的话是1.8个人。这数字点点滴滴并不多，但是如果全国2000多个机构都这样，加在一起对国家来讲也是个数字，虽然可能没有太多，但也是在增加，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当时已出现用官府的粮食超范围接待一些个人的情况。

另外一个问题也比较严重，就是马的问题。他们在养马上常常也会打折扣，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而且马吃的粮食也很多，马也经常死很多。这个是五凤五年宣帝的时候，丞相黄霸下发的文书，他要求各个郡国上报前一年传置里用马的情况，死了多少匹马，马死了以后怎么处理的，哪些没按照规矩死。他们有规定，如果不是急事，用马以后如果3天之内死了，这个人要负责任，要赔偿，用马过度也不行，所以要保证它能活3天。

敦煌郡一共有9个机构，编制360匹马，但那一年死了368匹，所以下文书要各级官员赔偿，原因是这马吃得不得法，该喝的没给喝，病了也不给看病，所以死得很多。他可能不光是要损公肥私，可能还要从马身上克扣粮食，搞些别的活动。另外对马也不好好照顾。当时马死了以后要负责任，他要各级官员赔偿，赔偿的标准很高，超过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一匹马要算15000钱，当时县长佐的工资也就600钱，县长工资最多3000钱，加在一起的话很多。他的工资其实也无法承担，所以大家合伙欺上瞒下。实际上马的消耗也超过律令的规定，最终还是要压在当地政府或者老百姓身上，因为他必须要保证这个机构的运转，不然没有马，很多工作都完成不了。所以要不就让大家赔，要不调发老百姓的私马，以此维持他的编制。这也是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包括老百姓的负担。

这也是悬泉出土的文书，是敦煌太守下发给督邮史、主羌史、主水史这些人的。过去府院、郡府里的小府吏、小官去地方办事的时候，公开和宾客、朋友一起在传舍里喝酒，账目就记在县长、县丞名下，因为他们级别比较低。当时也分三六九等，级别高的人吃得好，级别低的人吃得差，所以他们不能喝酒，级别比较低，但他们又想喝酒，就把账目挂在县长、县丞名下。最终累加在一起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开支。敦煌太守知道了此事，下文书督办，要求大家不许这样做。第一个文书是敦煌太守下发督邮的，直接下发给官吏。最下面的文书是悬泉置所在的效谷县县长下发给下属的遮要置和悬泉置的，只是说一句“各戒慎不可忽，如律令”。这就是冠冕堂皇地把文书转发一下，然后说了几句套话，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可见，当时政府在执行上级命令的时候，已经在打折扣了，徒具其文。这个也是跑冒滴漏的现象，最终是加剧各级招待机构的花费，打着上级的旗号，利用他的资源，满足个人的需求。

这是简的照片，我讲的是最左边的一枚，右边这几枚实际上是合在一起的一个册书。前面四枚是关于一个人事任免的文书，和内容没关系，中间这个也没关系，最左边这个和我讲的有关系。这是第三个原因，上级官吏可以打着旗号在地方上无度地吃喝。

悬泉还出土了一个册书叫“过长罗侯费用簿”。长罗侯是文献中记载的一个人，叫常惠，他出使西域，回来路过悬泉，悬泉的人招待他。“过”就是在这接待的意思。接待他花了多少钱，供他吃了多少东西，有一个账目。但记载的帐不是接待长罗侯的，是他底下随从的，列入清单的食材很多，除米以外，还有羊、鱼、鸡、牛、酒、豆豉。级别越高，接待的食材越丰富。鸡牛羊之类都是供长史以上高级随从的。牛肉和酒可能面向低级的人。这里还不包括对长罗侯本人的招待，所以招待他一定用的食材更丰富。

文书里还有一些，一旦有大规模的人来，如破羌将军，就会提前下通知让大家准备，要调米、肉，还有厨。最后一句话，“勿令客到不办与”，你别等他们来了还没准备好，一定要提前准备，“勿忽”就是不要忽视这件事，一定要当回事。这种文书在悬泉也有，虽然没有留下具体接待用什么东西的记载，但这种事情在交通要道上是比较常见的，有官员出差，使者、大的官吏路过的时候，大家都要精心招待。

这四点其实从悬泉里可以发现，其实应该不止这四点，恐怕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目前公布的简里能看到这四点，但是这四点的实际效果不一样。最后一点恐怕在接待官员那是最少的，因为官员不是老出差到各地，特别是很多边远地区大概都很难走，几百年也未必去一趟，只有那些最要道的像西域的交通要道可能比较多，其他道路上并不是说并不重要，前三点恐怕是长期持续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