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看，前三点是导致开销增长比较主要的原因。但是皇帝的感受为什么跟这个不一样？皇帝的诏书，包括丞相的敕，和我的分析发现，皇帝眼中厨传的开支增加，主要是因为提高接待标准，还包括整饬装饰机构等。这种不同恐怕也反映了一个历史真实。通过简牍和文献归纳的问题，当时应该是存在，不过这些属于跑冒滴漏的隐性的开支膨胀，但没有像接待长罗侯这样的高官随从显眼，后者接待完了以后，还会形成一些文书上报，便于传置。他可以拿文书跟上级说事。如果逐级上报，可能到了皇帝那就会觉得是接待开支增加，但至于其他因素可能在转述的过程中被他们过滤掉了。皇帝看到的可能是经过筛选的状况，底下看到的可能是更接近于当时实际的状况，至少是部分状况。这种矛盾现象也很有趣，这在于中间官僚机构的很多运作，他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付上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从里耶秦简发现了很多县级的行政文书，从秦代开始国家就设置各种各样的机构，实施监督作用，对官吏不放心，想出各种招考核，预防他们犯罪。但这是寄生在传置机构里，广言之寄生在官僚体制里的一种伴生品，只要有官僚机构，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任命制官僚机构，就很难避免。一开始如果处于高压状态，像秦始皇或者朱元璋这样，可能暂时能够压制住，但是实际上没法根除，一旦上面的压力不够，慢慢就会死灰复燃。

秦代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严格的物资出入管理、会计制度、钩校、差错补偿，一旦很多东西出现差错，就会让你去补、去追究等。很多文书都和这有关系。这看起来制度很严格，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有很大的空间可做，还有很多的漏洞可钻。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主要靠文书的核校，核校的时候有一个现实问题，金字塔体系下的官吏组织是上级总面临着以少御多，就是下级比较多，下级各种各样的文书，定期文书，不定期文书，上级核查不过来。

另外当时数学计算能力也比较差，所以很容易蒙混过关，好多文书里有错误，很多已经核校过了，但错误还是很多。对于官员来讲，特别是下级官吏，时间长了以后，他们就会知道这里有很多漏洞，有空子可以钻。所以这种制度看起来很严格，但运行操作过程中带来很多漏洞，熟悉的人能找到这些缝隙。

很多官员会觉得利用公家的车、假公济私有好处，对自己的升迁有好处，所以为什么会接待枝阳县长夫人。汉代从小吏可以做到丞相，每个人都不能小看。最有名的是丙吉，他从狱吏一级一级升到廷尉、御史大夫、丞相。慢慢地，官员越来越看重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无论是下级官员，还有上级官员之间，他们会有共同的利益。反正用公家的物资，对自己来讲没有坏处，大家上下能够勾结或者是合谋，变成拿公家的东西为自己谋私利。不光在简牍里可以看到，文献里也有很多。虽然讲得很抽象，但把简牍材料和文献材料里官员的描述结合在一起，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元帝时诸葛丰讲官员中没有“伏节死谊之臣”，大都是“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官员都是想自己的事，为自己谋福利，谋利益，不再关心国家，都假公济私。东汉中后期以后，文献里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抨击各种各样的情况，用的很多话都是一样的。但没有这些具体简牍材料里的实例做背景，可能不能了解他们具体讲了什么。有了这些材料以后，就能进一步理解他们这些话包含的含义是什么。

东汉以后，不光是下级管理，到公卿以上管理也是一样，大家拱默，都放弃原则，不执行国家律令规定，树恩以扩大自己交往，在官场上可能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好处，容多后福，为自己或者子孙考虑。东汉左雄认为这是从汉初慢慢发展来的，300多年一直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就是2000多年一直走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高官和小吏在谋取私利上虽然动因可能不一样，但最后都合谋了。小吏工资比较低，挖墙脚改善待遇，关注自己的生存。高官生计上没什么忧虑，但要考虑自己的发展，在官场上能不能往上爬。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谋，形成了上下相容、勾结的局面。大家都在对付皇帝，皇帝就成了冤大头，他想干的很多事就实现不了。它不是个案，它不像朋党，指名道姓，能知道是谁，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蔓延，都是无名的，也不知道谁制造的，结果就是钱花多了，东西都没了。

所以皇帝无可奈何，不约而同的东西点点滴滴汇集到皇帝的眼里，就觉得问题太重要了，太糟糕了。他也没法处理，没处理对象，因为他也不是家族，不是个人，不是集团，不是朋党，也不能靠杀戮、刑罚解决问题，也没办法换，这最让人头疼。皇帝最终只能无可奈何地让丞相给他念五条敕文，每年念一遍。结果只能是这些机构和皇帝、大臣跟着帝国一块倒台，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多方面都要输。《晋书•刑法志》引《魏律序》在讲律的变革时，提到秦代开始设这些复杂的机构，汉初承秦不改，但因为费用太多，慢慢开始减省。

东汉初年只设了骑置，剩下都不用了，因为它支撑不了。光武帝也比较讲节约，不设置，但是法律条文没有改。它实际上是费广稍省，最后慢慢因为花费太多，必须要裁撤这个机构。王莽时期就是乘传的使者太多，每天要发好多，致使全国都招架不住，仓库里没有粮食供应，车马也不足，不能提供运输服务，只好沿途调用老百姓的车马。后来冀平连率（郡守）上书，建议王莽赶快把这些人招回来，让地方能够休息。王莽时期恐怕就是压死骆驼最后的稻草，这个机构支撑不住了，跟着帝国一块灭亡。这里面有正常的开支，不能否认，有些国家事务增多，有正常的需要，有些增加。但是正常增加之外，恐怕更多的是大家在寄生、挖墙脚，加在一起，致使国家的制度无法支撑，最后和国家一起灭亡。没有这个机构，国家就没法运转。今天讲“政令不出中南海”，其实不是现在才有，东汉时就有人说“得诏书，但挂壁”，讲的是皇帝让丞相年年讲这些，最终也解决不了，皇帝就是螳臂当车，面对成千上万的各级官吏自私自利的行为时，最终也只能是失败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机构并不仅仅是秦代、汉代才有。历朝历代都有这类机构，唐代有馆驿，宋代有驿馆，元代是站赤，明清两代都有驿站。挖墙脚的现象也不是汉代才有，每朝每代都有，2000年都存在，反反复复出现。朝廷的三令五申，也不是说就是汉代在搞，每朝每代都在弄。如果仅仅在某一个朝代范围内观察，很可能会把这些现象归结为某个朝代的制度漏洞或官场腐败。要通过跨越朝代的长时段的观察，才可以看到背后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有一点很重要，整个中国历史上显示了这套机构和帝国存在有着依存关系，在广土众民的大格局下，国家朝廷要有效地控制四方，文书的上传下达和朝廷与各地之间的人员往来必不可少，所以信息和人员的流动本身就是帝国存在的一部分，一旦不流动就死了，就像人的血液循环系统一样，停了人就死了。如果没有流动，帝国就名存实亡，所以为了供应或者维持流动，每个朝代都要建立这样一套系统，不论花费有多大，弊端有多少。一旦建立机构，天长日久，运行管理这些机构的官吏就会发现漏洞，就会搭便车，用这些谋私利，间接增加官府开支，民力负担，最终降低公务的效率，累积在一起，再加上其他因素，把国家拖向灭亡的境地。这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这是从帝国体制角度来讲。

从皇帝角度讲，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皇帝，体现了皇帝制度规定与官吏群体之间实践的博弈。2000年来都是存在的，这里面可以看到皇帝的诏令，包括朝廷控制力量之间的限度。用这些自下而上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皇帝，站在朝廷的角度，皇帝看起来好像威风凛凛，不断地发号施令，权力很大。但从地方角度来看，反复下达诏令，与其说是传达皇帝的威严或者意志，不如说折射出了皇帝的无力和无奈。所以需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古代的皇帝，不然的话都会强调“皇帝支配论”或者“专制论”等中央集权，这是一方面，但还有其他侧面。

另外，历朝历代不断地重建这个制度，就需要关注中国古代的反复和连续。我们现在受进化论的影响非常深，所以都会关注变化。王朝时期，变化很多，从汉魏、唐宋、宋元、明清归纳，就会发现每个朝代都有变革。变革之外，还有一些反复、延续和不变。如果只看变，可能会迷失在变革和线型进化的叙述里，忽略下面的一些连续性或者反复的东西，这样会丧失对整个帝国时期的比较全面的把握。阎步克先生在研究古代官阶制度，引用了“自律取向”或者“服务取向”这两个概念，帮助我们把握官僚的政治取向和皇权强弱的关系。当然他是把2000年做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很多循环加在一起的反反复复的过程。这个反复是延续和不变的一步。我们是不断地在反复，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延续性。我们是通过王朝的反反复复体现出它的连续性或者不变的一面，每个朝代特别是延续时间比较长的朝代体现比较明显，像汉代、唐代包括宋代，元代其实也反映得比较清楚，明清这些时间比较长的朝代，这种反复性体现得比较清楚，但这些恰恰就是一种延续性。虽然从传置机构来讲，它的名称有些变化，它的运行原则有一些调整，但它的整个存在、基本点上还是有共通性的。为什么会出现反复？我也在思考。有个社会学家讨论，包括两位研究中国哲学的美国学者——郝大维和安乐哲，就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强调它是一种情境式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相近的制度架构下面临相邻的情境，所以身在其中的人采取相近的对策，会出现新瓶装旧酒的现象，形成反复或者延续。当然这个解释是不是有道理，还可以继续讨论。

这就是我大概要讲的内容，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