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到现在这个版本是1932年良友作为“一角丛书”出的一本书。

也就是说在1932年，大家知道淞沪战役第一次——1932年“一·二八”，后来是“八·一三”战役。

那么这个小说看它的版本写的是2月，2月出版，好像是5月，字有点小，现在我看不大清了。总之大家可以想象，“一·二八”打的。后来我查，关于“空闲少佐”他那场战役是2月23日。这个小说出版，就算在5月出版的话，大家想什么速度？2月23日，空闲少佐被俘，你就算了解它整个事件经过的话，也得要点儿时间，然后再写成小说，是不是？结果那么快就出了。

日本人他写《空闲少佐》，这个可以理解。那么我提的问题就是说，穆时英为什么要写《空闲少佐》？大家可以想象在1932年那样一种环境，那么写十九路军，中国拍了一部十九路军纪实影片，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你写十九路军的英雄，是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租界那种环境，不让发声，所以有很多，我们后来看聂耳，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就是一种曲折的手段来暗示抗日的精神。租界新闻管制，他是不让你直接说的。

那么我提的问题就是在共同体想象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种情境，租界这种特殊环境，不让你发声，日本那边是可以随便说，中国这边上海，不让你说，这个时候我提的战争、传媒、文学，如果他们是在军事的战场之外展开的另一场战争的时候，战况如何？表面上看，中国完全地处于劣势，不是吗？哪怕就关于共同体的想象。这个想象当然不是虚构，是结结实实的现实存在，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二八”战役，是吧？中国人的这种抗日的热情，和日本的国内的那种军国的这种狂欢，都是关于共同体的想象。所以，在军事战争之外展开的文学传媒语言的战役，这场战役怎么打，是我最关注的——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我最关注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