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词真正说得上旷达的是《定风波》。当时，他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几乎要被杀头了，后来有人求情，才没被处死。当时有人要把他置之于死地，他在黄州的处境是这一辈子最危险的时刻，也是他学佛最精进的时刻。苏轼从小就接触佛教，写《水调歌头》的时候苏轼30多，写《定风波》的时候40多岁，差了十来年。写《水调歌头》的时候苏轼也参禅学佛，但是当时苏轼的学佛是一种游戏式的，是一种赏玩式的，觉得跟高僧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是一种雅兴，但是黄州时期的苏轼，他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体悟到人生最本质的苦难，所以学佛是比较精进的。黄州时期是苏轼思想变化中非常重要的时候。很多研究苏轼的学者、苏轼的传记，都谈到黄州时期他心路历程的变化。《定风波》就写于这个时候。他有一首小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在途中遇到大雨；“雨具先去”，雨具已经没有了，被拿走了；“同行皆狼狈”，大家没有任何雨具，在大雨中有人就很狼狈，到处躲避；“余独不觉”，只有我不知、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过了一会儿雨过天晴。苏轼在雨过天晴之后写了这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为什么苏轼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至少已经不是肉眼的眼光来看世界。大家都觉得这个雨很大，很可怕，到处避雨，但是他在雨中慢慢地徐行，“吟啸且徐行”，一边言着诗，毫不知觉，这个雨对他好像是不存在一样。而且雨过天晴以后，他说“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也没有了，刚才的风雨在哪儿了？一瞬间没有了。但是晴也没有了，这一点才是最高明的。苏轼没有风雨、没有晴就是没有生灭的一种心灵状态，因为晴也是暂时的，一会儿风雨又来了，风雨再来了，对我来说还是一样，他的心境保持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一般人说风雨不好，晴好，而对苏轼来说，风雨和晴是一样的，都好，这就叫“生死还双美”。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心境是完全超然的，从利害、从心灵的矛盾、痛苦中彻底地超越出来，才有这个心境，才能写出这样的词句，所以这首词真的是苏轼豪放、旷达气魄的集中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