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只有中国人有这种感悟？不是。只要具有诗性，古今中外都一样。西方诗人虽然不用汉语写作，但是他的诗性，他内心中的诗情是没有差别的，类似于佛教说的“平等的佛性”，你看到这个事物，你有这个体验，你的体验跟他的体验是一样的。你们当时生发出来的感受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述。德国诗人歌德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在作诗以前，我没有关于那样的诗的什么印象和预感，它们却突然侵袭我，要求我立时写成，因此我就觉得被强迫把它们当即本能地、做梦似地写下来，在这样的梦游（病）似的状态中，往往有这样的事：就是我的面前有一张纸，完全歪斜地摆着，到了统统写好了的时候，我才觉察。”他在写诗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好像被强迫的，像做梦一样把诗句写下来。中国古代、现代的一些诗人都有类似的感悟，他的创作进入高峰状态时候的一种体验，这个体验不能说是假的，他编造出来的，他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

所以“悟境”其实是人的一种“高峰体验”时刻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下，对于外界世界的观察和体验会和平常人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这是我的概括，不一定准确。他发现这个世界跟以前的不一样，昨天看是那样，今天看是这样，不一样就是独特的东西，是诗意中最本质的东西。所以一首诗的诗意在哪儿呢？就在他发现了大家觉得是那样，我觉得不一样的那种体验，这种体验会给人一种心灵上的解脱感，西方心理学家已经从心理学角度揭示了这些。

禅，是不是一部分可以解释参禅的悟境呢？是可以的。这是中国佛教最重要的思想内涵，说人心同，理同。人的心都是一样的，大家的感受是相同的。“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这是中国文化最宝贵的思想内涵，也是中国佛教讲的“众生皆有佛性”，等无差别。古今中外是一样的，西方诗人也能够悟，他悟的心跟中国古人的心是一样的。

教科书一般都把苏轼的《水调歌头》《念奴娇•赤壁怀古》作为他豪放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我不大赞同。我不是从一般的文学角度来看，我从诗词的角度来看。我从佛教悟境的角度来说，苏轼的《水调歌头》没有悟，是肉眼。肉眼，就是苏轼所写的肉眼看到的外在世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就是肉眼。今天八月十五，月亮圆了，过两天初一，月亮变成月牙，月亮有阴晴圆缺，一会儿被乌云遮住了，一会儿很明亮。但它是错觉，是我们眼睛地地道道的错觉。从真实的角度来说，月亮没有阴晴圆缺，我们看到月牙的时候，月亮也没缺一块。现在人有科学知识，都知道这是地球、月球、太阳三个星球转动的角度造成的。月亮本身没有阴晴圆缺，是我们肉眼受到了蒙蔽，这是一个错觉，可是由于这个错觉，造出了好多诗。月亮圆的时候，我们非常地高兴。月亮一缺，又很凄惨。其实感情受到外界月亮圆缺的影响，这是由外境引起内心波动的典型例子，叫“心随境转”。苏轼最后只能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是说无可奈何，只当是这样。“此事古难全”，这是自我安慰，反正大家都一样，我看到月亮是缺的时候，他看到的也是缺的，其实不一样。总而言之，苏轼这首词没有悟，他写这个词的时候是一种很无奈的感情，不旷达，有点豪放而已。

苏轼的词真正说得上旷达的是《定风波》。当时，他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几乎要被杀头了，后来有人求情，才没被处死。当时有人要把他置之于死地，他在黄州的处境是这一辈子最危险的时刻，也是他学佛最精进的时刻。苏轼从小就接触佛教，写《水调歌头》的时候苏轼30多，写《定风波》的时候40多岁，差了十来年。写《水调歌头》的时候苏轼也参禅学佛，但是当时苏轼的学佛是一种游戏式的，是一种赏玩式的，觉得跟高僧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是一种雅兴，但是黄州时期的苏轼，他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他体悟到人生最本质的苦难，所以学佛是比较精进的。黄州时期是苏轼思想变化中非常重要的时候。很多研究苏轼的学者、苏轼的传记，都谈到黄州时期他心路历程的变化。《定风波》就写于这个时候。他有一首小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在途中遇到大雨；“雨具先去”，雨具已经没有了，被拿走了；“同行皆狼狈”，大家没有任何雨具，在大雨中有人就很狼狈，到处躲避；“余独不觉”，只有我不知、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过了一会儿雨过天晴。苏轼在雨过天晴之后写了这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为什么苏轼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至少已经不是肉眼的眼光来看世界。大家都觉得这个雨很大，很可怕，到处避雨，但是他在雨中慢慢地徐行，“吟啸且徐行”，一边言着诗，毫不知觉，这个雨对他好像是不存在一样。而且雨过天晴以后，他说“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也没有了，刚才的风雨在哪儿了？一瞬间没有了。但是晴也没有了，这一点才是最高明的。苏轼没有风雨、没有晴就是没有生灭的一种心灵状态，因为晴也是暂时的，一会儿风雨又来了，风雨再来了，对我来说还是一样，他的心境保持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一般人说风雨不好，晴好，而对苏轼来说，风雨和晴是一样的，都好，这就叫“生死还双美”。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心境是完全超然的，从利害、从心灵的矛盾、痛苦中彻底地超越出来，才有这个心境，才能写出这样的词句，所以这首词真的是苏轼豪放、旷达气魄的集中展现。

再看王维的一首诗。王维号称“诗佛”。在唐代诗人中，可能离佛教最近的人之一就是王维。他也是从年轻时就开始信仰佛教，越到晚年信仰越深，他的一生跟佛教的缘分很深。维摩诘，他的字号。“中岁颇好道”，中年以后非常喜欢学道，学道是学佛。有人望文生义说，王维是学道，并不是。古代学佛也叫学道，也叫求道，“禅宗语录”都叫求道。“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晚年住在终南山下。“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兴致来了常常一个人出去走。“胜事”是他内心的“胜”，内心的这种感触，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体会不到。“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首诗写得最好的两句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但这两句不是王维写的，我有确切的证据，是王维引用前人的诗，十个字一模一样。诗中最好的两句可能有抄袭的嫌疑，但是中国古代诗歌几乎没有用“抄袭”这个词的，而叫“化用”。“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两句前人就有，应该是六朝时一部诗集留下来的。诗是谁写的，诗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但有人指出说，这是王维借用了前人的诗。我承认他是借用的，但是他借用以后，和它的整个诗意融为一体，现在叫作“随手拈来，俯拾即是”。就是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前人写的诗句就好像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一样。所以现在“抄袭”的概念，很难用在古代的一些诗歌中，有些诗歌它化用得特别好，超过原句了。这两句好在哪儿？它的禅意又何在？为什么我们常把王维的这首诗作为他禅诗的代表作品呢？就是因为这两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前人的诗句拿过来，跟自己的诗自然地融为一体。当他走到水穷处，水都已经没有了，证明路也没有了。前面无路可走，可能是个山崖，走到尽头了，这个时候，一般人大致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像晋朝阮籍，阮籍经常坐马车到处走，走到路穷了，恸哭而返，大哭一场回去。阮籍也是个“狂诞之士”。阮籍是西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这种选择也是必然的。

第二种是王国维的选择。王国维50岁的时候投昆明湖自杀，留下一个纸条，“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后来有很多人分析他为什么自杀，各种说法。但是总而言之，是各种矛盾的交织，使得他无路可走，他只能选择这条路。陈寅恪先生把他概括得很高，寻中国文化，对中国古文化的亡，他绝望了。他很绝望，他觉得无路可走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所以他的选择是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