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了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下层老百姓的心理，不仅仅是儒家的观点，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这是小说主要想表达的一个精神，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我们今天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它的正面的人都是一些明君，一些好的臣子。这些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呢？我觉得三条，一条，在政治上实施仁政，在人格上重道德，在才能上是有智慧有勇力，是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就是他渴望的那些明君良臣，有这样的一批人，国家才能搞得清平。刘备是他塑造的一个仁君爱民的典范，相对曹操是一个残暴的奸雄。小说它是这样写的，把他两两对照来写的，大家都比较熟悉，所以这些故事内容我就不去多讲，因为《三国演义》大家都比较熟悉。

所以小说里面曾经有一段话，刘备到四川的时候曾经对庞统说了，他说他跟曹操是不同的，它这里讲了相反的一些东西，曹操怎么样，他是相反的，都是这样，曹操是暴，他以仁。这是他的小说，正是这样来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刘备是，就是一个仁君，爱民的君主。这些故事很多了，刘备逃难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就跟着他一起逃难，这些。这就是“仁政”这个概念。

道德上重忠义，我刚才讲的，它强调讲道德。道德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三国演义》当中讲的就是忠义。忠义很复杂，忠也是要批判。愚忠，对皇帝那种愚忠，当然批判，不管皇帝怎么样，都要忠于皇帝，那个是不行的。整部小说，《三国演义》，对忠义，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心，大家都很清楚，写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忠义的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我刚才讲，忠义本质上在封建社会里，当然是具有封建性质的一面。愚忠是不好的，但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忠，我们看到，并不是完全愚忠的。比如说赵云，他来投靠刘备，他是经过选择的，徐晃去归曹操，田丰为袁绍所忌，这些故事的描写，反复强调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就是好的臣子应该选择组织，组织不好，就不应该忠于他，应该跑，去找另外一个。这个思想就不是愚忠，这种忠，并不是忠于一姓的天下，不是仅仅忠于正统的刘，姓刘的，刘家。所以这个忠，《三国演义》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跟灵活性。我这里讲“一定的”。我们不能估计它太高，它这里也还是有很大成分上的封建的性质在里面。

再有“义”的问题，刘再复在那个书里面，他对“桃园结义”的问题骂了一通，认为桃园结义这些东西形成了我们现在民族当中的好多都是结成死党，结成一派，这样就是把社会搞坏。我觉得这个也要全面地来看。结义本身，因为我们这个“义”的问题，在中国社会里面可能在宋元以后强调这个“义”的问题，在前面都是强调“孝”的问题。

“孝”是子女对于父母的忠诚的问题，在家庭里面。宋元以后商业经济发展，到处做生意到处跑，到处在社会上混。不仅仅是家庭的问题，也有朋友的问题，朋友的问题，这个“义”就很重要。所以这个“义”的问题就突出出来。《三国》《水浒》都是很强调“义”的问题。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之间“义”的概念就突出出来。“义”里面，当然你也可以结成黑帮，刘再复他认为造成集成客帮的东西。《三国演义》里面我们看，他们是“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他们根据这样的标准来结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的“义”还是渗透着民间老百姓的一种理想在里面。不纯粹是封建性的东西，也是反映着当时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的。所以这个“义”不能轻易地否定，它有好的一面。

所以我说在描写刘关张的“桃园结义”等等，也不是旨在宣扬纯从个人私利出发的死结“团伙”，而是为了歌颂他们对理想政治和道德原则的追求，是与社会大义紧密相连的。最被人诟病的就是关云长在华容道上放走了曹操，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他不顾原则，强调“义”，就把曹操放走了。我觉得这个小说在写的时候，本意也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回报。因为关羽曾经得到过曹操的恩惠的，所以也是对他的一种回报，强调人与人之间这种帮助、回报和温情。所以不能加以轻易的否定。关羽放曹操这个问题很容易那样地来理解的，所以关羽在中国封建社会当中，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不仅仅是皇帝的问题，需要这样的东西，也渗透到下面老百姓的意图在里面。

在《三国演义》里面非常强调智与勇，这都是歌颂的。我刚才讲三条，诸葛亮的智慧跟关羽、张飞这些人的勇力。因为在乱世之中，要走出乱世，要靠智慧跟勇力。强调智谋是不是都是坏事？小说把诸葛亮塑造成很有奇谋，这个人，实际上跟真实的诸葛亮是有出入的。在历史书《三国志·诸葛亮传》里面，说诸葛亮奇谋为短，他的智谋不行的，他的长处是理民，管理老百姓方面是优长的，他的智谋，“奇谋为短”，他的管理老百姓的才能是“优于将略”，就是比他统帅军队打仗更强，但是小说反过来把诸葛亮塑造成一个什么都懂的人，实际上我觉得这里也寄托着人民的理想。

诸葛亮这样一种惊人的智慧，实际上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的总结。我们在这里学到很多智慧。所以不能说权谋，各种智慧、各种权谋就是不好的。权谋还是要的，主要问题，权谋用于谁？这个是主要的。用在正义的一方，应该要有权谋。在坏人，他有个权谋，那就不好，不在于权谋本身。所以《三国演义》我刚才讲了，假如用我的思想来理解《三国演义》，它希望有一个明君良臣，有一个清平世界，这种明君良臣能够施行仁政，能够讲道德，能够有智慧、有勇力，它歌颂了这样的一种精神，难道我们今天不需要吗？我觉得现在需要，以后也是需要的。这是《三国演义》。

第二就是《水浒传》。《水浒传》是现在否定得最厉害的一部小说。否定《水浒传》，说里面主要是暴力，写了好多违背人性的血腥的暴力，主要我这里讲的这些例子，比如武松在血溅鸳鸯楼的时候，把张都监一家乱杀，甚至把那些丫鬟都杀死，那些丫鬟是无辜的。李逵劫法场的时候，乱杀一般的老百姓。张青、孙二娘卖人肉馒头，还有把潘金莲、潘巧云杀死的时候，破心、破肺、破胸膛这些东西，都是很血腥的，违背人性的，都抓住了这些东西来否定《水浒传》。

我认为这部书我们要看它另一个方面，它是揭示了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这样一个社会动荡的规律。社会为什么动荡？这个跟《三国演义》也有相通的地方，就是“官逼民反”“乱自上作”。乱不是产生在下面百姓，是由上面、上层所造成的。这个问题，金圣叹在批《水浒传》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这个小说开始为什么不写一百八人（108人——编者注），而先写高俅，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乱是上面形成的。

《水浒传》的主要精神，因为《水浒传》我上次专门讲过，主要的一个精神，对我们现在需要弘扬的（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它深刻地描写了人类对于生存的基本的欲望和权利的追求与抗争。生存的基本欲望和权利的追求与抗争，这是我把刘再复的话借用过来。他说《水浒》是不写这个东西，不写人性的，不讲究这个东西，我讲《水浒》确实写了人类对于生存的基本欲望和权利的追求与抗争。就是为人的生存的基本欲望和权利追求、抗争，才造成这批强盗。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反贪反霸，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这个跟《三国演义》一样的，歌颂了正义，歌颂了美德，歌颂了人性。这些东西都是文学作品，我觉得永恒的主题，不仅仅是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文学作品也有永恒的主题。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这个简单，我就不讲了，《水浒传》的问题，这个很清楚的。《三国演义》，为什么走（逼）上梁山？为什么要杀人放火？他们杀的那些人基本上除了个别的，我刚才讲的那些现象，武松血溅鸳鸯楼，李逵劫法场乱杀之类的，但大量的，他们都是很有纪律的，杀的都是那些贪官污吏，那些暴发户，有对老百姓不好的人。上次详细的一个材料都讲了。之所以造成暴力，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反暴力。先有那些上层的人对老百姓使用了暴力以后，他施行的反暴力才产生了暴力。最典型的，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三拳就把杀猪的卖猪肉的镇关西打死了，好像很暴力很残酷，但是首先镇关西他是欺负了歌女金翠莲，然后再造成鲁智深为她抱不平，为了伸张正义，才造成了他们的暴力。

所以《水浒传》这个书我们应该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清楚的，我就简单地提一下。那些文章，也有几本著作，谈论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站不住的。我下面讲的，他们看问题都是抓住了一些个别的问题，把它无限张扬，没有看《水浒传》的主要的倾向是什么东西。

第三就是《西游记》。《西游记》这部小说，现在比较，日子最好过，找它麻烦的人比较少，因为《三国》《水浒》，我觉得因为他们前面都有那些文章，《西游记》，因为这部小说有相当成分的趣味性，所以这部小说出来的时候，明清两代的一些批评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从佛教、道教、儒家的一些观点来解释这部小说的主要的思想意义，把它抓立足点。

在五四前后，实际上有一个人比五四跟鲁迅更早，但是后来，他这个人不出名，在一个文章里面写的《西游记》主要是趣味，强调游戏趣味的这样一部小说。实际上鲁迅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观点，特别是五四，就强调《西游记》是一部趣味的、有趣的小说。讲的就是这样。现在也有一些人持这样的一些观点。

我认为《西游记》这部小说写的时候，它当然，它渲染了趣味性，但趣味性绝对不是它的主要的东西。作者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实际上是写了一部“心猿归正传”。写了一个猴子，怎么归正的。我们成语“心猿意马”，是心不定，心思乱，心思乱就不好。《孟子》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学问，这个“学问”不是我们现在研究一个问题的，它这个“学问”整个这个概念比较大，就是整个人生的追求的问题。一个人做人，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求其放心而已。放心是什么？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放心不放心的放心，就把心放出去的，野的一个心。把它收回来，把他放出去的心再求回来。一个人的个性、人性、个人的欲望都是散漫的，追求各种各样的不合儒家正规的道德观念的东西，那个不行的，应该把他那种野的心收到归到儒家的正统的道路上来，实际这个话的意思是这样。